作为一名黄河保护治理工作者，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要常常奔走在黄河大堤的各个工程点。在我身边，曾经有这样一块石碑。断裂的碑身，斑驳的碑文，其貌不扬，总是容易被人忽视。最早，它树立在郑州惠济区黄河大堤一侧。之后，因为大堤的数次加高培厚，被掩埋在厚厚的泥土之下。

然而，这块饱经沧桑的清代碑刻，却记载了清代规模最大的一次黄河堵口事件，此次堵口工程共花费白银约1200万两，几乎占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黄河的最后一次大改道是在清咸丰五年（1855），其后几十年间，围绕堵复决口挽黄河回归淮徐故道，还是维持现状，筑堤形成新河，也就是黄河到底是北流还是南流，朝堂之上争论不休。终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黄河又在郑州下汛十堡东决口。这次决口，经过历时16个月的艰辛堵复，成功堵塞547丈宽的决口，史称“郑州大工”。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堵口工程中，首次使用了电话通讯、轻便铁轨运料和水泥等新型材料，成为治河技术从传统走向近代化的标志性事件。

“郑州大工”后，黄河北流成为惯常，黄河南流成为历史，当代黄河下游的流路格局由此而来。那时，负责堵口的河东河道总督吴大澂在口门处立了一块碑，名曰：郑工合龙处碑。吴大澂是清代著名书法家、金石家，亲自撰写碑文，他用详细的笔墨罗列了事件前因后果之后，还刻下了包括李鹤年在内的五位功臣之名，因为线条匀净，厚重大气，该碑后来被誉为“篆书典范”。

20世纪80年代，这块碑还静静立在惠济区黄河大堤之旁，当地很多文保专家认为应该做好妥善保护。那个时候，黄河堤防的标准很低，专业设备根本上不了堤防，挪动石碑时，人们只能用钢丝绳吊拽，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钢丝绳断裂，石碑被拉断。大家再也不敢轻易移动石碑，只得让它留在原地。后来，黄河大堤进行了淤背工程建设，施工人员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石碑被淤埋在大堤里。

1992年，黄河博物馆在进行古代水利遗迹及文物调查时，发现了埋藏于地下4米的这块碑。随后，黄河博物馆会同河南河务局对该碑及碑亭遗址进行挖掘清理。人们将碑挖出后，进行了细致的修复。1993年，黄河博物馆上报黄河水利委员会要求收藏此碑，后获批，郑工合龙处碑被移至黄河博物馆妥善保存。

2014年，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时，黄河博物馆专门邀请河南省文物鉴定专家对馆藏文物进行鉴定，郑工合龙处碑因其兼具历史价值、科技价值和艺术价值，被专家组评定为一级文物，成为黄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2022年，当地河务部门在郑工合龙处碑曾经的旧址——郑州黄河大堤申庄险工133坝，打造了“郑工堵口”文化景点，仿建了郑工合龙处碑，建设了“遥堤”“缕堤”“月堤”“格堤”“夹堤”等黄河堤防历史文化展示区。厚重的黄河文化，令人警醒的治河遗迹，引得游人纷至沓来，成为郑州重要的打卡地。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黄河既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生命河，也是一条桀骜难驯的忧患河。一部艰辛的治河史，浓缩出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奋斗史、治国史。站在郑工合龙处碑前，仿佛能听见当年施工现场的人声鼎沸、车马喧嚣，更能感受到治河与治国的历史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