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代后期，黄河下游多数时间仍流经河南、山东、南直隶，会淮河，东注黄海。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河决山东曹县新集，河道乱流，曹县新集至江苏徐州小浮桥故道百余千米全部淤塞，自此，“河忽东忽西，靡有定向”。河决致使漕运中断，明祖陵也面临受淹的危险。明统治者深感惶恐，遂采取“北堵南疏”和“分流杀势”的治理方略。然而，如此这般治理黄河反倒使河患愈发严重。7年间，负责治河的主要官员如走马灯般连换8人，河患依然如故。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七月，黄河在江苏沛县再次决口，徐州以上一片汪洋，这是有明以来河决极为严重的一次。这一年，潘季驯临危受命，并先后4次总理河道。

潘季驯多次登临的徐州云龙山

潘季驯带领河道衙门官员一起实地调查，摸清了运河淤塞的原因在于黄河泛滥，主张先治黄河，上疏朝廷要恢复黄河故道和运河故道。他通过一套完善的河防修守制度和一系列得力措施，保前功于不毁，杜后患于未来，结束了黄河长期分道乱流的历史，河道基本稳定了200多年，并使运河畅通。

在长期治黄实践中，潘季驯根据黄河“一石水，六斗沙”和易决、易徙、易淤的水性，创造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理念，被誉为“功不在禹下”“千古治黄第一人”。

“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理论，是潘季驯治河思想的核心。他认为，治黄应当重视堤坝修筑与加固，将黄河水约束在可控范围内。同时，还应重视循例检查，确保所修筑堤坝牢固，防止黄河水决堤而出。“以水攻沙”的意思就是以黄河之水“治理”黄河之沙，在厘清河水与泥沙关系的前提下，以束水的方式提高水流速度，带走淤积泥沙，从而达到改善黄河河道淤堵的效果，防止汛期因水位高涨而决堤的情况发生。他采取的基本措施是束水攻沙、以清释浑和淤滩固堤。

潘季驯认为，要实现“束水攻沙”的前提是固定河槽，而固定河槽则依赖于堤防工程的巩固。围绕“束水攻沙”这一目标，他建立了以遥堤为骨干，缕堤、格堤、减水坝等配合使用的工程体系。最初，他将束水攻沙的重任寄托在缕堤上，认为“缕堤拘束河流，取其冲刷也”，但由于缕堤处于两水夹攻的境地难以修守。在其第三次出任总理河道时，开始形成缕堤（或护滩工）和遥堤协同的新体制，这时他对遥堤寄予厚望，认为它不仅可以防止洪水泛滥，有助于淤滩，而且可以束水归槽，从而实现其束水攻沙的目标。

潘季驯还非常重视堤防建设和岁修。他认为导致河堤决口的关键原因有二：一是筑堤质量不好，二是修守制度不完备。一方面，他强调筑堤质量，从基础到堤身均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另一方面，完善堤防修守制度，针对堤防工程的岁修及度汛，出台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面对黄、淮、运三者交织的复杂局面，潘季驯主张把三者作为一个整体，提出综合治理黄、淮、运的原则。他认为“治河之法，当观其全”，既要看到三者各自的特点，又要重视彼此的联系和制约。在《两河经略疏》中，他提出了这一思想，此后又不断进行了完善和发展。

潘季驯的治河思想和实践总结，完整体现在他的专著《河防一览》中。

二

潘季驯第一次总理河道是在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这年八月，朝廷任命朱衡为工部尚书，总理河道及漕运事务。十一月初六，潘季驯由大理寺左少卿擢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专职总理河道、河工各项事务，潘季驯既要对朝廷负责，又要受朱衡节制。经过一番实地考察，他提出“治水之道，不过开导上源与疏浚下流二端”的主张。潘氏所要开“上源”，原系贾鲁故道；所要疏“下流”，即留城以上为黄水所泛运河。其主张与朱衡“开新河”意见相左，廷议结果是“用衡言开新河，而兼采季驯言，不全弃旧河”。由于他曾反对开新河，得罪了顶头上司朱衡，被雒遵以“驱舟以就新溜，坐视陷没”的罪名弹劾。隆庆五年（1571年）十二月，潘季驯被撤职，“冠带闲住”。

潘季驯绘《全河图说》局部

第三次督河期间，潘季驯经过仔细查勘和广泛讨论，上疏《两河经略疏》，全面提出黄淮下游治理方案，遭到诸多反对，就连内阁首辅张居正也提出质疑：“盖此大役，不独措理经费之难，且兴动大众……元季之事，可为大鉴”，张居正担心工程浩大，怕百姓如元末农民起义一样，聚众造反，危及社稷安危。潘季驯没有顾忌张居正的权势，多次去函申辩，终于取得首辅支持。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对潘季驯才华十分赏识的首辅张居正去世。张居正作为皇帝的老师，对万历皇帝的教育非常严格。在日常生活中，若万历皇帝学习不认真或表现有违礼法时，李太后总拿张居正来吓唬他。这种教育方式使得万历皇帝对张居正心生怨恨，心态日渐扭曲。其成年后，张居正仍独揽大权，锐意改革，万历皇帝心态更加失衡，找到机会对张居正进行清算，下诏抄其家，张居正长子自缢而死，全家饿死十余口，几十位亲属下狱，就连张氏80多岁的老母也未能幸免。潘季驯没有迎奉上意、随声应和，而是陈词上疏，力保张母出狱，被御史李植弹劾党庇张居正，也触怒了万历皇帝。万历十二年（1584年）七月，潘氏被削籍为民。

三

“朝于斯，暮于斯，饮食起居必于斯，功以久积，业以专成。”潘季驯认为，河官与其他官员不同，“管河之官必以河为责”，必须以忘我的精神投身治河事业，时时刻刻做足功夫。基于这样的思想，他不辞辛劳、亲临一线，“轺车所至，更数千里”“日与役夫杂处畚镭苇萧间，沐风雨，裹风露”。他在《宿病增剧难赴新任疏》中写道：“芨舍高堰，奔走诸工，风雨外侵，焦烦内郁”。任河督期间，他大部分时间是在苏北黄河两岸度过，直至临终之际“犹嗫嚅河事，意若有恋恋于国家者”。

潘季驯认为，“窃照天下之事，劳心以治人者，其力或可少憩；劳力以治于人者，其心或可暂闲；维兹河工，必须心力两尽，方克有济。故虽以大禹之智，亦不免手足胼胝也”。隆庆二年（1568年），翁大立总理河道。不料次年七月，黄河又在沛县决口，漂没田庐无数，“漕舟二千余，皆阻邳州不得进”。隆庆四年（1570年）七月，山东汶、泗等水俱涨，决仲家浅运道，黄河一再拉响警报。在翁氏推荐下，该年八月，朝廷再次起用正在家闭门课子的潘季驯，命其第二次总理河道并加提督军务。十一月，潘季驯到任。

他一上任，立即勘视河工，提出“决意筑塞，挽全河之流以还故槽”。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隆庆五年（1571年）正月十六，工程开工，战线长达百余千米。这年三月，春水猛发，当时潘季驯正患背疽，他“裹创而出，督率从容，抚慰有加，诸口渐合”。四月初七，麦黄水又至，“黄水陡涨，复将阎家口坝外冲决八十余丈”。危急时刻，潘季驯乘船巡河，亲守筑口。由于风浪太大，他所乘的小船挂在树梢上，差点儿沉没。

四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潘季驯任广东巡按御史。他广听民愿，对贪污腐化、玩忽职守、慵懒低效的官员铁面问责，参奏治罪、严惩不贷。当时广东潮阳县知县蔡明复贪赃枉法，鱼肉乡里。嘉靖三十八年，蔡明复拆近河民居之半重浚潮阳护城河，赃私数以累万，民愤极大。潘季驯到任后，查清其劣迹，将其逮捕法办。据《宫保大司空潘公传》记载：“首逮潮阳令之贪墨者，吏闻多解绶去，风裁肃然。”潘季驯法办贪官蔡明复后，对当地不法官吏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他向朝廷上奏《慎选民牧疏》，提出：“盖远方州县得一良令，如得胜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胜兵三万人。”强调官员廉洁奉公对地方安宁的重要性，他还根据粤地民情斥抑豪强、打击海盗，推行了一系列安定社会、促进生产的改革措施，得到了百姓的赞誉和传颂。

治河官员职责重大，赈灾事务牵涉面广，官员舞弊行为时有发生。为加强监督、强化吏治，明朝规定，由全国最高监察机关都察院的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右佥都御史兼作加衔加给总理河道的官员。潘季驯曾在监察御史、大理寺少卿等职位上锤炼多年，这些岗位类似今天的纪检、司法岗位。治河前的从政经历，使潘季驯深知做好治河这一大事必须要知人善任、奖惩分明。

民权黄河故道

潘季驯非常注重治河官员的“任贤”和“廉干”，强调要“择其廉能年壮者”从事治河工作。他对治河官员的选任见解独到深刻，有着一整套科学的“举荐、甄别、保留、铨补、举劾”和考核办法，总理河道期间涉及升迁、表彰、免职、参劾、抚恤、进赠方面的奏疏多达近70篇，约占他全部奏疏的四分之一。

作为河督，潘季驯对廉能不足的官员绝不姑息。他担任总河期间，凡怠慢河工者、以言惑众者、贪赃枉法者，均给予有力打击和惩处。万历六年（1578年）七月，潘季驯参奏淮安府通判王弘化、水利道佥事杨化隆、南河郎中施天麟等3位五、六品官员贻误河工，朝廷将施降调别处，将王、杨革职拿问，保证了工程的顺利推进。

潘季驯也十分注重治河官员的正向激励，高度重视河官的推荐升迁和对已故河道官员的追赠抚恤。“夫知人贤而不以告之君夫，非君道也；生则藉其力而死不扬其美，非友道也。臣窃附大臣之末，而何忍以非臣非友之道之处也。”在第三次治河期满调任南京兵部尚书之际，他一次就举荐了58名治水官员，并详细陈述了举荐官员的业绩和升迁理由。潘季驯还曾为多名因公殉职的下属上报抚恤奏疏。南河郎中罗用敬倾心河务，最终积劳成疾，病死工所。身死之后，囊无余资，潘季驯为其上书请旨赠恤。在潘季驯负责治河期间，涌现了江一麟、罗用敬、张纯、张誉等一大批恪尽职守、敬业献身的河官，使得他督办的治河工程得以高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