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天生口讷的人。

小时候，我总是游离在人群的外围，尽量避免与人说话。村里的阿婆婶子们却不肯放过我，她们拦住我的去路，问东问西，想从我口中套取一些笑料或谈资。我抿紧了嘴唇，一言不发。“你是不是哑婆？”她们有些气恼，打赌谁能让我应声，我则报以更深刻的沉默。

是村小学的老师撬开了我的嘴巴，他念“ɑ”，我跟着念“ɑ”。当然，仅此而已。感谢老师，我因此认识了许多汉字。除了必要的朗读和背诵，我将更多的时间用于阅读，读一切有字的纸。这个爱好，自此贯穿了我的整个学习生涯。

星期天早晨，我去菜地摘菜，在一个拐弯处与扛着锄头的老师狭路相逢，他看着我，我低下头，终究没有叫一声“老师”。走了几步，听见他重重的叹息声。所幸，他没有批评我，也没有向我的母亲“告状”。

初中毕业时，基于跳出“农门”的考虑和对老师的崇敬，我报考了师范。谢天谢地，当年的英语不需要考口语和听力，时代给予了一个农村孩子命运翻盘的机会。收到录取通知书，我清楚地知道，将来要站上讲台，要说很多很多的话。

在麦菜岭的方言系统里，没有后鼻音，没有翘舌音，也不能准确地区分“ong”和“eng”、“r”和“l”……三年的师范生活，一个口讷者需要克服的困难实在太多。教室里每晚会准时播放新闻联播，我坐在第一排，像学习哑语那样死死地盯着播音员的嘴唇看，一边以气声纠正自己土里土里的发音。

一年后，学校组织了一场辩论赛。我在截至报名的前一刻，以一种赴死之心填上了自己的名字。我还记得，当年的辩题是“谦虚能否使人进步”，我被分在正方组，与我一同备战的是几个高年级的学长、学姐。

没想到，到了正式比赛的场合，那位平日里落落大方，既能指挥整个团队收集资料，又能带领大家梳理、背诵论据的学姐，竟会突然面红耳赤，连声音都变得尖锐失常。在自由辩论进行一两个回合后，我便知道，学长、学姐已无力担纲临场发挥的重任。

我站了起来，用我死磕一年的标准普通话，用我备战良久的诸多论据，用我阅读多年的知识储备，一字一句反驳着对方辩友。那一天，我收获了有生以来最多的掌声，还收获了一张“最佳辩手”的荣誉证书。

后来，我参加过演讲比赛、竞选过播音员，当我真正站上讲台时，已能在课堂上滔滔不绝了。没有哪一种短处，注定要伴随人一生，而从这一刻起，这世界上，便少了一个“口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