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可能不止一个故乡，因为各种需要而流动，甚至定居在故乡之外的也不计其数，这样，许多人便有了第二故乡。辗转流动多的人，甚至有第三、第四故乡。“年深外境犹吾境”，因此，有些乡愁不一定留给第一故乡，留给第二故乡的思念也可能多于第一故乡，对此，我就有切身体会。

宁夏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到宁夏落脚的第一站，是位于银川市北郊的国营西湖农场。在宁夏，我生活了近50年；通过高考离开当年的农场，也有45年了。虽然我在农场工作、生活仅有3年多时间，但那里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也让我常常泛起特有的乡愁。其中，记忆最深、回忆也最多的，是农田水利大会战。

那时有一句话，所有人都耳熟能详——“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所以，兴修水利不仅是许多地方的当务之急，而且是他们要打的“持久战”。1974年12月，我刚到农场上班就赶上了农田水利大会战。

国营西湖农场是在军垦农场、劳改农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初创时，原有的大量土地都已荒芜多年，灌溉系统更是年久失修，丧失了耕作的基本条件，农田水利大会战便成为首要任务。因为农忙季节要不违农时、抓紧生产，所以农田水利大会战便都选在冬季，各连队也都派青壮年农工参战，有时甚至是全员出动，主要任务是修渠、清淤、开挖新排水沟，其中，挖沟的任务量最大，也最艰苦。我参加的那次大会战就是开挖新的排水沟。当时，冻土层已有半尺多厚，这就需要打眼放炮，先炸开冻土层，然后才能开挖。

农田水利大会战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员密集，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安装在各处的高音喇叭，不断介绍水利大会战的意义，随时播报工程的进度和工地上的好人好事。

我第一次见证这样的场面。我所在的连队也不甘落后，为了保质保量完成任务，连队便将三个人分为一组，每组挖一段，每组都按一个壮劳力、一个女农工和一个体力较弱的男农工搭配，取长补短，确保进度均衡。因为挖到沟底时，一锹土必须扔到五六米的高处，才能保证不会滚落下来，一般人没有这样的体力，需要有人站到高处将这些沟底的土再向上倒一次。这样的活，我干起来是有些吃力的。我在小组里属于体力较弱者。那时，我只有18岁，营养不良，身板单薄，且刚出校门，以往很少参加这样繁重的劳动，这对我是个不小的考验。

工地上每天都涌动着劳动竞赛的热潮。年轻人都争强好胜、不甘落后。尽管已经是强弱分工、男女搭配，但十个指头有长短，难以达到力量均衡，所以，施工进度的差距很快就显现出来了：有的区段已经挖到了沟底，有的区段还在“半腰”上“晃悠”，落后的区段虽然尽力追赶，但仍是“高高在上”。进度快的自豪，欢声笑语不断，有时还会得意地炫耀，嘲笑落后者；“高高在上”的沮丧，觉得很没面子，话语也很少，只顾闷头干活。我所在的小组，属于“高高在上”者，虽然两个合作伙伴都没说被我拖累，但我却很敏感，一直自责。于是，我就采取了“自罚”行动，吃完午饭也不休息，一个人到工地挥锹大干。放眼整个工地，只有我一个人在挖土。等其他人都上工时，我已挖掉了大量土方，我们的小组也追上了进度。同组的两个人对我的举动颇感意外，我只是笑笑，说：“反正没事，我就先来了。”为什么要这样干？我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加班来弥补体力的不足，不想让人觉得跟我同组吃亏。

工地上架设的高音喇叭，不仅营造了大会战的热烈气氛，而且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开始，我还漫不经心，有一搭没一搭地听，当听到播音员说“下面播送某队某某的来稿”时，便开始留意。听着听着，心里就有了一种冲动：“这样的稿件，我也能写呀！”有了想法，就有了行动。虽然干了一天重体力活，已筋疲力尽，但是一回到宿舍，我就趴在床上写。很快，我就诌出了两首“诗”，准备送给工地广播站。我没有声张，也不敢让同宿舍的人知道，因为没有把握，也怕别人笑话。

我很快就找到了工地广播站。广播站设在一间不起眼的旧平房里，条件十分简陋。里面只有两张桌子和一台播音设备，好像连火炉子都没有。我是吃完午饭溜过去的，当时里面刚好没人，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看到窗户有个破洞，我就将稿件折叠一下，从这个小洞里塞了进去。第二天，我照常到工地上干活，当然心里也有那么一点点期待，渴望会有“奇迹”发生，所以特别留意大喇叭的广播。听着听着，突然听到广播员报出了我的名字，接着又播了我的“诗稿”。认识不久的工友纷纷把目光投向我，充满疑惑地问：“是你写的？还有这两下子！”我点点头，心里美滋滋的。受到了鼓舞，我在工地上留心观察，又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写成稿件继续“投稿”。稿件都如数播出了，采用率还是蛮高的。之所以会有这么高的采用率，是因为向广播站投稿的人少，除了各连队组织采写的稿件之外，“自由投稿”的大概只有我一人。

因为水利大会战特别艰苦，所以每人每天额外增加两毛五分钱的补贴，尽管如此，大家还是盼望工程早点结束。而我因为惦记着投稿，想法跟大家有所不同。过了几天，我又去广播站“投稿”，却发现屋里不仅依旧空无一人，原本摆放的播音设备也不见了。原来，工程马上就结束了，工地广播站撤销了。我失望而归，怅然若失。

我给广播站写稿，完全是“义务劳动”。没有人给开稿费，连队没有给我任何报酬，也没有其他方面的奖励，但自此以后，我便有了“能写”的名声。不久，连队指导员张文范就让我当了记工员和通讯员，连队的总结、汇报材料，就落到了我的身上，还因此参加了自治区农垦局的会议，这让我“受宠若惊”，也自豪了很久。我当业余通讯员的历史，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也许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在成为专业记者之后，我才没有感觉那么吃力。特别是没有地方媒体的从业经历，一步踏入中央媒体的大门，我居然没有丝毫胆怯，心中反而还有那么一点自信。此是后话。

我很快就看到了自己的劳动成果：第二年，荒芜多年的撂荒地，在我们手中“摇身一变”，成了灌溉、排水都畅通的稻田，长出绿油油的稻苗，结出饱满的稻穗，土地的自然风貌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离开农场后，我曾几次“故地重游”，寻找当年劳动的遗迹。后来，那里成了渔湖，当年的“痕迹”荡然无存，原来的农场也因扩展湖面而成了旅游区，就连“西湖农场”这个单位也不存在了。在感叹时光的流逝、时代的变迁时，我很怀念在那里度过的时光，心里也会涌起莫名的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