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小便懂“唇亡齿寒”的道理，近日方才知晓，竟有一座于西周虢国墓地遗址上建立起来的，唤作“三门峡虢国博物馆”的宝藏之地。

“三门峡虢国博物馆”坐落在河南省西部“五山四岭一分川”的陕州大地。大河汤汤，华夏泱泱。周王室建都黄河流域，其分封的诸侯国为拱卫京畿便集中连片于此，共同汇聚发展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早期国家文明。

博物馆内，虢旗猎猎、吉金灿灿、美玉灼灼、奇珍熠熠、车马辚辚、古墓秩秩的展室设计，让人不禁感叹“你脚下的土地，却是三千年前他们的天空”的宇宙沧桑。钟鼎珮玉、车马墓葬，无不凸显着“藏礼于器”的虔诚与敬畏，无不体现着西周时期的以血缘宗法为核心的礼乐政制法度和道德伦理规范，这为大一统主流意识在先秦时代士人中的最初觉醒埋下了伏笔。

史载，周初封文王之弟虢仲、虢叔于东、西二虢，其中西虢在今陕西宝鸡，西周末年迁至河南三门峡等地。众所周知，为巩固奴隶制国家政权，周天子作为姬姓贵族的宗子和各支宗族的大宗，世袭中央王国的统治权和财产权，同时以授民授疆土的宗法分封制，将周王国以外的土地及百姓分配给各地诸侯，建立各个封国政权。与此类同，受封诸侯国作为周天子的支子和小宗，世袭国内的统治权和财产权，同时作为本支宗族的宗子和大宗，将国内土地再分配至卿大夫、士一级作封邑。《诗经》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分封制形成了各诸侯国对周王室众星捧月般的政治格局，使周天子确立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开发了边远地区，扩大了统治范围，稳定了当时的政治秩序。这既是西周“家国一体”组织结构的一种体现，也是统治者对大一统主流意识中“政治认同”层面上的理论设计和探索实践。

再深一层，纵观众多用于祭祀、礼聘、宴享的青铜器具上的铭文记载，以及虢季组墓群的四座身份不同的墓葬及陪葬马坑的葬品布置，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上至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下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送往迎来，都必须遵循嫡庶有别、长幼有序的宗法等级制度，并严格上下等级秩序，禁止僭越和犯上作乱。“天子驾六”“九鼎八簋”，诸侯则享“七鼎六簋”。各级礼制均不能超过其身份尊卑的限度，否则就是“礼崩乐坏”。在宗族内部，主张“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强调“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确立“同姓不婚”婚姻秩序，任何族人都要恪守伦理纲常，否则就是“蔑伦悖理”。《左传》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显然，在“国之大事”的站位考量上，讲究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统治阶级保证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形势和特权地位。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结构与家庭结构，人们敬仰名门大姓，标榜同姓同宗，无论大小宗族都在极力维护内部的稳定和团结，并尊崇礼教、奉行礼制，这也使“政治认同”下的“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西周时期礼法制度的影响下，国家政权与掌控国家政权宗族的族权合而为一，国法即为宗法，宗法亦是国法，“家和万世、国统归一”的理念也由此形成。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以血缘宗法为核心的礼法制度，之所以能在特定时期完成开疆拓土、延续文明的历史重任，就是因为它建立在血脉根亲的心理共识上，建立在族群的向心凝聚中，并将血缘宗法的生物纽带和精神纽带作用发扬光大，最终成为先秦士人认识并推动社会发展的逻辑起点与内生动力。而这种“万姓同根、万宗同源”的民族认同感渊源，这种“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治世向往与追求，这种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礼法制度精神，正是黄河文化所蕴含的大一统主流意识在西周时期的闪光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从炎黄二帝等华夏始祖的传说，到尧舜禹时代部落联盟的发展，再到夏商周等奴隶制王朝的兴起，黄河文化在漫长的岁月中孕育而生，成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为追求国家万世之治、长治久安，达成“尊王、内华夏、崇礼”的大一统，西周采取了以血缘宗法为核心的礼法制度。这种制度虽然具有历史局限性，却也对推进中华民族大一统进程进行了伟大尝试，做出了重要贡献。秦王嬴政“扫六合，吞八荒”，制度虽改然精神不灭，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黄河文化的大一统主流意识，以及蕴含其中的深刻哲学思考与民族底蕴，也终究成为后世历代政权长期遵循、经久不衰的治世理念，影响中国数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