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是我国文化瑰宝。叶嘉莹（1924年7月2日—2024年11月24日）的一生，致力于对诗词的品鉴、打捞、再发掘，致力于让这份瑰宝发扬光大。

叶嘉莹出身于满族书香世家，是叶赫那拉氏的后代，与清代才子纳兰容若同族。叶嘉莹别号“迦陵”，取自《楞严经》，其中有鸟名“迦陵频伽”，音色美妙动十方界，且迦陵发音近似己名，遂沿用经年。在口述回忆录《掬水月在手：镜中的叶嘉莹》里，叶嘉莹曾说:“我是关在大门里长大的。”庭院深深，春锁闺愁，窗下有花圃，有修竹数丛，弥漫着诗词意境的氛围渐渐浸淫了一颗诗心。虽有闺秀风情，却不为古风所拘，后来又受了西洋教育，成了学贯中西、秀外慧中的雅致女子。

叶嘉莹早年深受王国维的影响。11岁时，她第一次接触《人间词话》，就有一种“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情感共鸣，而王国维借助叔本华悲剧哲学和现代理性思维研究中国诗学的思路，启发了叶嘉莹。在《人间词话（叶嘉莹讲评本）》里，叶嘉莹评价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既有对传统词学的继承和突破，也有对西方理论的接受和融汇。叶嘉莹在批评实践上与王国维有传承关系，走的就是《人间词话》所提示的路径，以西方文学理论解读中国诗词。“邻壁之光，堪借照焉”，中西融合是叶嘉莹诗词研究的最大特色。

叶嘉莹师承国学大师顾随。顾随的诗学核心概念就是“感发”。在叶嘉莹记录的顾随课堂实录《中国古典诗词感发》《中国古典文心》《中国经典原境界》三部曲里，顾先生曾说：“诗根本不是教训人的，是在感动人，是‘推’、是‘化’——道理、意思不足以征服人。”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曰：“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叶嘉莹吸收两位先生的学说，形成了自己文学批评理论的核心——“兴发感动”说。她说：“感觉敏锐，想象发达，然后能有同心，然后能有诗心。”

心物交感是中外诗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礼记·乐记》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西方文论同样重视人和外界事物的关系。比如，美国学者詹姆斯·艾迪阐述，现象学是研究“经验”的科学。叶嘉莹的“兴发感动”说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兴”论，并且吸纳了西方文学批评的某些观念和术语，增加了一些新内容，成为贯通中西、自成体系的批评理论。借鉴西方文论反思中国的传统词学，是叶嘉莹努力探寻的方向。

叶嘉莹推崇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小词大雅》围绕张惠言的诗学人生展开论述。张惠言说温庭筠写美女与爱情的小词都有微言大义，有比兴寄托，引得后世学者议论纷纷。叶嘉莹用符号学理论为张惠言之说寻找依据，并通过对屈原《离骚》、李商隐《无题》等的解析，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作品具有明显寓托性质，张惠言的解说有他的道理。叶嘉莹在《小词大雅》一书中，还援引了西方的“诠释学”来分析。她说：“我所看到的，我所体会的意境，不一定是作者的意思，所以是一个circle，就是我从我自己出发，我解释完了，回到的是我自己。”很显然，叶嘉莹这一观点也有西方接受美学理论的影子。

顾随先生曾经把讲诗比作谈禅：“禅机说到无言处，空里游丝百尺长。”读古诗词，确实需要灵机一动。诗词的种子播撒在叶嘉莹的心田，让她对世间的险恶与美好有了深刻的领悟。《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叶嘉莹说中晚唐诗》《风景旧曾谙：叶嘉莹谈诗论词》等著作，都凝结着她的情感和思考，她的兴发感动不仅来自诗词，也来自她对于人生的感悟、对于天下的忧思。

叶嘉莹关注诗人词人的生平，她所抬举的诗人词人，他们的创作都有一条明晰的轨迹。《叶嘉莹说杜甫诗》《叶嘉莹论苏轼词》等，紧扣着诗人词人的坎坷遭际。黍离之悲，身世若萍。叶嘉莹这一生，与那些作者似乎有冥冥的天意勾连。在《兴于微言：小词中的士人修养》里，她从西方文学评论里借来pattern（风格）一词，称之为“一本万殊”。不是千篇一律，老说一样的话；而是一本万殊，根是一个，但是生发出来的每一片叶、每一朵花都是不一样的，那才是伟大的作者。小词之含蓄，自有微言在其中。小词之妙，还在于“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写作者身份之微妙，男性作者用女性口吻来创作，自然引发了托喻之想，感士不遇，隐情于中。诗言志，女子束缚闺阁，无志可言，只能托付于词。叶嘉莹说，女词人从最初用生命血泪写作，到妇女意识觉醒和解放，再到沈祖棻这位集大成者出现，这段历程，值得仔细品读。

百年人生，千古倩魂，叶嘉莹女史离我们远去，留下无尽的中华文化瑰宝。我们慢读迦陵说诗词，细品各类好文，留下的也不啻是自己独特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