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的第一位贵人是我小学时的一位老师，老师姓陶。我们班当时有28人，后来大部分人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就因为我们有一位陶老师。

陶老师原是山东大学的教授，“文化大革命”时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我们村里教书。当时，我上四年级，陶老师对我说：“你的作文写得真好，照这样发展下去，肯定会成为一个作家。”

我工作以后，多次寻找陶老师的下落，包括去他故乡寻找，一直未能如愿。他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树立了文学信念，栽下了文学种子，这个信念引导着我一路走上文学的大道。

我的第二位贵人是高中的语文老师钱道君老师。钱老师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让我们写一篇描写春天的作文。他让我们走出课堂，去校外的田野，看看小河，看看树木，看看庄稼，看看阳光，然后回来写。

正是梨花盛开的时节，洁白的花朵让我想起了唐代诗人岑参的诗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于是茅塞顿开，回到教室奋笔疾书。晚自习的时候，钱老师匆匆来到教室，拿着一本作文本说：“一篇难得的好作文，我要读给大家听。”

他开始读了。我惊喜地发现，读的正是我写的那篇。直到现在，我还能感受到当时激动喜悦的心情。下课后，钱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你很有写作天赋，思维很敏锐，好好努力！你把这篇作文誊写在方格稿纸上，投给报社副刊。”

一个月以后，我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了！消息传遍了全校，接着，文章又登在学校宣传栏上，我成了“作文明星”。

上大学之后，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件事，发生在1982年秋天。当时，学校组织同学们参加省作家协会和省学联组织的“山东省文科大学生散文竞赛”。给我们布置任务的是教我们写作的郭玲玲老师。郭老师专门找到我，说：“竞赛没有具体的题目，希望大家写时代变化和生活变化。你的文笔不错，家在农村，可以写一篇反映农村变化的散文。”

周末，我回家看望父母。到了村口，看见父亲带领大家检查责任田。父亲用铁锨翻开土地，抓起一把土说：“好墒情啊，正适合播种小麦，明天就开始播种吧。”

看着满脸喜悦的父亲和乡亲，我突然想：我们的国家，不正如同这有着好墒情的土壤吗？

我立即伏案疾书，以《墒情》为题目，写下了一篇反映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散文。到了年底，郭老师到班里告诉我，我的散文《墒情》在征文竞赛中获得大奖，她作为辅导老师，将带领我去济南珍珠泉大礼堂领奖。

毫无疑问，郭老师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三位贵人。

在人生的关键阶段，三位老师点拨、引领我实现突破，从而有了后来的成绩。如果没有他们的启发，我也许埋没于乡野，人生就是另外一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