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再上思依然，千里河流自蜿蜒。

几向蒿莱寻水脉，翻从沧海见桑田。

负薪十载歌方就，投杼当年事可怜。

为谢含沙沙且尽，归与吾已欲逃禅。

　　这首题写于明神宗万历七年（1579年）七夕的《再登云龙山》，被镌刻在一方巨大的石碑上，屹立在黄河故道西侧的徐州云龙山之巅。该诗出自明代水利专家潘季驯之手，四百多年来，向人们默默诉说着治理黄河的艰辛与感慨，也是潘氏一生的真实写照。

一

　　潘季驯，字时良，号印川，乌程（今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生于一个诗书之家，排行老四，得了一个“季”字。潘季驯七岁能文，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在浙江乡试中获得第一——解元，次年登庚戌科三甲进士榜，初授九江推官。他在九江安民除害，勤于政务，很快显示了为政才能，不久就擢升监察御史，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巡按广东。他根据粤地民情，惩处贪吏，斥抑豪强，打击海盗，推行了很多安定社会、发展生产的改革措施，深受百姓爱戴。他在广东首创的均平里甲之法，是明代中叶役法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推行后“广人大便”。他离职时，嘉靖帝听从他的请求，使继任者仍守此法。潘季驯在广东政绩卓异，受到朝廷嘉赏，不久便被拔擢为大理寺右寺丞、左少卿。

潘季驯像 资料图片

　　明代后期，黄河下游多数时间仍然流经河南、山东、南直隶，会淮河，东注黄海。长期以来，治河的方针是“保漕”，后来又加“护陵”任务。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河决山东曹县新集，河道乱流，曹县新集至江苏徐州小浮桥故道百余千米全部淤塞，自此，“河忽东忽西，靡有定向”。河决致使漕运中断，明祖陵也面临受淹的危险。明统治者深感惶恐，在“首虑祖陵、次虑运道、再虑民生”的思想指导下，采取“北堵南疏”和“分流杀势”治理方略。“北堵南疏”，就是修筑加固祖陵所在一岸的大堤，而任凭河水向另一岸泛滥；“分流杀势”，则是减轻洪水对运河的威胁，让河水向多处分流。如此这般治理黄河，导致河患愈发严重。七年间，负责治河的主要官员如走马灯一般，接连换了八人，河患依然如故。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七月，黄河在江苏沛县再次决口，沛县以北“上下二百里运道俱淤，全河逆流”，徐州以上一片汪洋，这是有明以来河决极为严重的一次。潘季驯临危受命，先后四次总理河道。

二

　　潘季驯第一次总理河道是在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这年八月，朝廷任命朱衡为工部尚书，总理河道及漕运事务。十一月初六，潘季驯由大理寺左少卿擢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敕谕上说:“今年沛县迤北漕河屡被黄河冲决，已经差官整理。但恐河势变迁无常，特命尔前去总理河道。”河工一应事体，潘季驯既要对朝廷负责，又要受朱衡节制。经过一番实地考察，他提出“治水之道，不过开导上源与疏浚下流二端”的主张。潘氏所要开“上源”，原系贾鲁故道；所要疏“下流”，即留城以上为黄水所泛运河。其主张与朱衡“开新河”意见相左，廷议结果是“用衡言开新河，而兼采季驯言，不全弃旧河”。开挖新河和疏浚旧河的工作粗成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是年十一月，因母亲去世，潘氏回籍守制。后因新河工成，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隆庆二年（1568年），翁大立总理河道。不料次年七月，黄河又在沛县决口，漂没田庐不可胜数，“漕舟二千余，皆阻邳州不得进”。隆庆四年（1570年）七月，山东汶、泗等水俱涨，决仲家浅运道，黄河一再拉响警报。在翁氏推荐下，该年八月，朝廷再次起用潘季驯总理河道加提督军务。十一月，潘季驯到任。他一上任，立即勘视河工，提出“决意筑塞，挽全河之流以还故槽”。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隆庆五年（1571年）正月十六，工程开工，战线长达百余千米。这年三月，春水猛发，当时潘季驯正患背疽，他“裹创而出，督率从容，抚慰有加，诸口渐合”。四月初七，麦黄水又至，“黄水陡涨，复将阎家口坝外冲决八十余丈”。危急时刻，潘季驯乘船巡河，亲守筑口。由于风浪太大，他所乘的小船挂在树梢上，差点儿沉没。据记载：“计疏浚正河八十余里，沿河筑缕堤三万余丈，塞决口十一处，使河流受束，浚刷淤沙，复旧河，畅漕运。”《印川潘公墓志》这样评价：“废址尽复，其所浚深厚，再倍于故河，而费半之。出官民之舟于积淤者，以万计。”因为他曾反对开泇河，得罪了朱衡，被雒遵以“驱舟以就新溜，坐视陷没”的罪名弹劾。隆庆五年（1571年）十二月，潘季驯被撤职，“冠带闲住”。

　　万历二年（1574年）秋，河淮并溢，次年八月，河决安徽砀山等地。有记载：“自此，桃清上下河道淤塞，漕艘梗阻者数年，淮扬多水患矣。”万历六年（1578年）二月，朝廷任命潘季驯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总理河漕、提督军务。到任后，潘季驯访问沿河官吏、居民以及船工，总结经验，冲破阻力，确定这次治河的思路是“筑高堰，塞崔镇，束河、淮正流，使并趋入海”。他提出：“黄不旁决而冲槽力专，淮不旁决而会黄力专。”他批驳了人工疏浚海口、多支分流、开老黄河故道的主张，阐述了“束水攻沙、以水治水”的思想，全面规划黄、淮、运治理。经过大约两年的治理，黄、淮归入正道，沙刷水深，畅流无阻，入海口亦被冲开。万历八年（1580年）六月，潘季驯升任南京工部尚书，当年十月底离任。不久，非常欣赏潘季驯的首辅张居正去世，张氏八旬老母等入狱。潘季驯力保张母出狱，被御史李植弹劾党庇张居正。万历十二年（1584年）七月，潘氏被削职为民。

　　潘季驯第四次总理河道是在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五月。潘季驯第三次总理河道以后，黄、淮安流数年。可自他去职后，河工废弛，管河专官不设，仅以漕督兼理。万历十三年（1585年），河决淮安范家口，“淮城几为鱼鳖”。次年，再决范家口，“禾稼庄舍尽沉”。万历十五年（1587年）又决祥符（今开封）、兰阳（今兰考）、封丘等地，万历皇帝束手无策，只得听从诸臣举荐，起用潘季驯，特恢复总河专官，命其以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理河道兼理军务。是年六月，潘季驯到任后，仍然推行其既定的治河方针。首先，叫停已经动工的訾家营支河，大修河堤。其次，建议高堰石堤南北一概砌石，以加固蓄清刷黄工程（后因经费难筹而未果）。明内阁首辅王锡爵总结这次治河成绩道：“两河合轨，数万艘转运无害，缘河之民，始见室庐丘陇，烟火弥望。”潘季驯在《申明修守事宜疏》中特别强调岁修法，规定每年要加筑遥堤高、厚各五寸，以保证其防治成果的可持续性。

潘季驯所绘《全河图说》局部 岳德军 摄

　　潘季驯第四次上任河督时已年近七旬。万历十八年（1590年）以后，他一直抱病巡河，综理纤悉，终于积劳成疾，以致八月中旬“血疾大作，口吐不绝者两昼夜”。按照当时的规矩，官员年满七十，便可“听令致仕”，即可以退休。自万历十八年（1590年）冬起，他便上疏乞休，以免贻误河工，朝廷不允。万历十九年（1591年），他升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次年正月，杨其休上疏称潘氏“勋茂劳久，呕血骨立，被言请告，当允其归”，于是朝廷终于批准了潘季驯的第四次乞休申请。离任前，潘氏上《条陈熟识河情疏》，对一生治河实践进行了总结。退休家居的第二年，即得风瘫，半肢不仁。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四月十二日，这位治河史上的一代传奇，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三

　　潘季驯在治河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也是空前的。

　　自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至万历二十年（1592年），潘季驯27年间四次挺身而出，总理河道。他针对“黄河斗水，沙居其六”的特点，采取“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黄策略，结束了黄河长期分道乱流的历史，河道基本稳定了两百多年，并使大运河畅通，这无疑是历史性的贡献。

　　潘季驯治河思想的核心是治沙。他始终把握黄河多沙这个特点，通过解决泥沙淤积问题，达到保漕防洪的目的。其采取的基本措施是束水攻沙、以清释浑和淤滩固堤。实施这些举措的前提是固定河槽，而固定河槽的办法是坚筑堤防工程、加强修守。

　　潘季驯在治河上的重大贡献，是提出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理论，这是古代治黄思想的重大转折。他说：“黄流最浊……非极迅溜，必致停滞。”“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饱。”“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于两旁，则必直刷乎河底，一定之理，必然之势，此合之所以愈于分也。”潘季驯在“束水攻沙”的基础上，又提出在黄、淮交汇段“蓄清刷黄”的主张，也就是他所说的“以淮敌黄、以清释浑”。潘季驯认为，要实现“束水攻沙”，首先必须固定河槽，而固定河槽则全赖堤防工程的巩固。他认为：“堤固则水不泛滥而自然归槽，归槽则水不上溢而自然下刷。沙之所以涤，渠之所以深，河之所以导而入海，皆相因而至矣。”因此，围绕“束水攻沙”这一目的，他建立了以遥堤为骨干，缕堤、格堤、减水坝等配合使用的工程体系。潘季驯还非常重视堤防建设和岁修。他认为导致河堤决口的关键原因有二：一是筑堤质量不好，二是修守制度不完备。一方面，他强调筑堤质量，从基础到堤身均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另一方面，完善堤防修守制度，针对堤防工程的岁修及度汛，出台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民权黄河故道 岳德军 摄

　　潘季驯面对黄、淮、运三者交织的复杂局面，主张把三者作为一个整体，提出综合治理黄、淮、运的原则。他认为“治河之法，当观其全”，既要看到三者各自的特点，又要重视彼此的联系和制约。在《两河经略疏》中，他提出了这一思想，以后又不断进行了完善和发展。

　　潘季驯的治河思想和实践总结，完整体现在他的专著《河防一览》中。这部著作是明清时期“治黄通运”的代表作，堪称后世治河人案头上的经典。

四

　　在潘季驯治河三百多年后，国外水利界的权威们对于治河方略曾有过一场热烈讨论。

　　1919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会长费礼门教授来我国考察黄河，其治河方策是使“黄河流行于狭河槽中”。他说：“在原有旧大堤之间筑一直线新堤，以约束此窄而且直之新槽，使不复迂回曲折。久之，现有内堤与新直堤间之隙地，将逐渐为泥沙所填满，形成一道抗洪有力之坚固堤防，于是水皆由新岸中行矣。”

　　近代河工模型泰斗、德国的恩格斯教授1924年提出：“黄河之病，不在堤之过宽，而在缺乏固定中水位之河槽……治理之道，宜于内堤之间，固定中水位河槽之岸。河湾过曲，则裁之取直；河流分歧，则塞支强干。”恩格斯的学生、著名水利专家方修斯则主张：“如欲改善黄河，主要办法唯有筑一或二道之新洪水堤……倘洪水超过一定限度，则此过剩之水，务宜导入新堤于老堤间之隙地，并利用此空隙地为排洪之助。”

　　以上外国专家关于黄河下游的治理方案，其实并未超出潘氏当初定性论述的范畴。因此，著名水利专家沈怡认为：“自潘季驯、陈潢以至单百克、费礼门、恩格斯、方修斯等，对于治理黄河，所采之方针，在原则上实无二致。”恩格斯更是叹服道：“潘氏分清遥堤之用为防溃，而缕堤之用为束水，为治导河流的一种方法，此点非常合理。”近代中国水利的奠基人李仪祉先生也赞叹说：“潘氏之治堤，不但以之防洪，兼以之束水攻沙，是深明乎治导原理也。”这些评论虽然有过誉之辞，但从中可以看出，潘季驯的治河思想，对明代以后的治河探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受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科技水平的限制，潘季驯治河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对自己提出的许多重大问题仅停留在定性分析上、错误地认为泥沙来自河南、对黄河的治理始终局限在下游等。这些不足，导致其不可能从源头上解除黄河的危害。

　　我们不必苛求古人。潘季驯以自己长期的实践和丰富的理论，在治河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不愧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水利专家。

编辑：胡少华 范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