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袖清风

　　1947年的春天，父亲到河北武安县中央局所在地去汇报工作，刚到门口就碰到了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同志。他看到父亲，第一句话就是：“化云同志，你要钱可是要得云天雾地呀！”

　　父亲一听这话，心中“咯噔”一紧，知道薄一波同志已经看到冀鲁豫边区上交的《黄河抗洪防汛报告》，一定是嫌抗洪预算要的钱太多了！于是，父亲涨红着脸赶紧说：“我先把情况汇报汇报。”听汇报的除了薄一波同志，还有滕代远、杨立三等领导。

　　其实，在这艰苦的战争年代，父亲何尝不明了中央经费的紧张。父亲虽已出任河官一年，走遍了黄河下游险工，有了复堤浚河初步实践，但对防汛预算不敢有丝毫大意。父亲总是自己先踏踏实实走下去摸清情况，然后认认真真坐下来，与负责工程技术、材料采购的同志和财务人员一起，共同对黄河下游各处险工修复所需要的材料和经费进行一遍遍考察和核算，力图让每一笔经费的用途都有理有据，既保证抗洪需要，又不浪费人民群众一分一厘。

　　听了父亲准确、详尽的汇报，几位边区领导商议后决定，批准这个黄河抗洪预算。

　　1949年，又是一个心弦紧绷的汛前春天。父亲听取了黄河下游几个修防处同志的汇报，并对1947年和1948年两次抗洪抢险年度收支情况进行了总结算，再经多次复核后，提出了1949年防汛工程预算。

　　时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杨秀峰也嫌这个工程预算要的钱太多。父亲说：“少了不行啊，黄河要决口的！”

　　秀峰同志说：“决了口杀你的头！”

　　父亲说：“杀了我的头，也保证不了不决口。”

　　秀峰同志作风民主，跟父亲吵了一通后，还是增加了一些经费。

　　可巧，从1947年到1949年，黄河都来了大洪水，有了经费保证的岁修工程发挥了很大作用。

　　这是父亲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为黄河抗洪防汛最早向中央要钱的情景。新中国成立后，在父亲多年主持治理黄河的工作中，那可真是没少到中央要钱。父亲做了40年河官，一辈子经手了成千上万的治黄经费与器材。为防洪、为治黄，敢向中央要钱要得云天雾地，然而，他对家庭与私产却一直坚持极其谨慎与自律的原则，以确保自己一生始终干干净净、心无旁骛，可以专心一志、全心全意地投身到自己无比钟爱的治黄事业中。

在小浪底坝址考察

　　1992年，父亲去世时，留给4个孩子每人5000元的遗产，而这还是母亲一辈子省吃俭用、一分一厘从日常生活中积攒下来，真真实实就是父亲一辈子的工资收入，也是父亲母亲的全部家产。

　　其实，母亲一辈子都是无条件支持父亲的。从1944年第一次参加党内整风，父亲就开始捐地捐钱，甚至把母亲出嫁时仅有的几件衣服和一个金戒指都捐了。浩劫之后，父亲又把补发的工资全都交了党费，母亲二话不说，还是无条件支持。

　　母亲一直勤劳持家、节俭持家。

父母合影

　　当初，她追随父亲打游击，全家人吃的、烧的、穿的，都是母亲亲手操持。振伦、振岳每天都要去拾柴火。孩子们吃个窝头点上几滴香油，撒上一小撮盐，或是到老乡收获后的地里，溜一根胡萝卜、一棵甜秫秸秆、几颗半空花生就算得上是美食了。母亲总是将父亲和我们的衣服收拾得干净整洁，但内衣是要缝缝补补的。而且，直到去北京上大学，三兄弟衣着依然朴素，总是穿着母亲亲手做的中式棉袄，同学们笑称，是班上最像从农村来的孩子。

　　新中国成立后进了城，当上了干部家属，母亲仍然坚持包揽全部家务。她在家中的趣言是：“家务事不见功，一天累得哼哼哼。”母亲看似瘦弱单薄，双脚在幼年时就被裹缠致残，可她仍手脚不停从早忙到晚。每天父亲下班回家时，保证他准时准点喝上新泡好的茶，吃上热乎乎、香喷喷的饭菜，还把家中收拾得井井有条、窗明几净，每年都被当地居委会评为“卫生模范”。直到古稀之年得了重病，母亲才同意请保姆辅助家务。

　　母亲平日很节俭，剩饭剩菜从来舍不得扔。但她不会给父亲吃，也不会让孩子们吃，那时家中还没有冰箱，往往一遍遍热了自己吞下。

　　家中有3个棒小伙吃饭，伙食量不好掌握，若那天菜做少了不够吃，母亲就吃些咸菜来对付。家中难得烧只鸡，母亲只拣些鸡头、鸡尾的边边角角吃。

　　到她晚年罹患食道癌时，才从医生处得知，这些生活习惯都是癌症的致病原因。为此，我们心中有说不出的痛悔。

　　父亲本是好静不好动之人，一不爱打球、游泳，二不喜旅游、远行，但是，对于大河上下的奔走探索，却是持续终生、乐此不疲。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时常到黄河上游、中游、下游进行查勘，1985年78岁高龄时还参与了黄河源头查勘。平日，只要有与治黄有关的信息传来，哪怕再偏远、再艰苦的地方，他都急切地要去一探究竟。

　　父亲自幼忌荤腥，从来不吃牛羊肉和鱼虾蟹，但在西北地区考察，到了少数民族聚集区往往会受到热烈欢迎，当地百姓不仅捧出奶酒、奶茶、酥油茶，还要杀羊招待。父亲跋山涉水跑了一天，饿得肚子咕咕叫，闻到荤腥就想吐。此时，只要随行的警卫员弄来一壶清水，拿出一个馒头，他就高高兴兴地说：“很好，很好。”

1952年全家照

　　1954年汛期刚过，父亲忽然感到食欲不振、疲惫无力，日渐消瘦，体重一下子减了8千克。经医生诊断，确诊为糖尿病，医嘱是长期严格控制饮食。父亲的自制力很强，自此之后，无论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聚会，饮食控制从不放松。说吃12个小饺子，一个一个数好了，多一个都不吃。他平日里最爱吃的，还是母亲亲手调制的日常清淡小菜：萝卜丝、黄瓜丝、花生米、豆腐干……所以，他的血糖指标总能控制在正常范围内，体重总能控制在50千克左右。就凭着这副瘦小单薄的体格，父亲又在黄河上持续工作了30多年。

　　生活中的父亲没有什么嗜好，不打牌，不钓鱼，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唯一的消费就是买书。这样，他便能及时了解多学科技术的发展，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一生节俭的母亲一看到买书回家的父亲就叹气：“又买，又买，那书多贵呀！”接着便笑了起来，说：“你呀，就买书这事是‘死不改悔’！”

　　小时候，我们很少在家看到父亲。那时，正是父亲初任河官的几年，几乎整年他都在黄河上奔波。虽然很忙，可他只要一回到家，总是利用吃饭的时间与我们谈话，了解我们在学校的表现，该表扬表扬，该批评批评，从不打骂。只有一次例外，为的是小弟菏平逃学。那天，他背着书包走出家门，却没有去上学，看看四周无人，便把书包挂在夹道墙上跑出去玩了起来。等机关下班钟敲响，才取下书包回家吃饭。那知道书包正好挂在父亲办公室外墙上，这还能不露馅 一顿打是逃不掉了。母亲在一旁也不袒护他，还说：“该打，正事不干，撵鸡嬎蛋！”这几巴掌让菏平一辈子都记住了什么是自己的“正事”！

　　我们兄弟先后在北京上大学，其间，父亲每次到北京开会，都会通知我们到他住的宾馆去短暂相聚。晚上睡觉前，会询问我们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状况，讲讲家中母亲对我们的关心和牵挂，亲情满满、其乐融融。

　　父亲高龄之后，更是将孙子女们的照片随身带着，时不时会忍不住拿出来显摆显摆。

　　父亲晚年病重在北京住院，菏平常常利用出差的机会去看望。只要父亲得知了消息，就会激动得连续几天睡不好觉，舐犊之情溢于言表。

　　但是，父亲却始终坚守着一个原则，并常常明示我们：“你们弟兄3人将来都要靠自己，不要靠老子，老子是靠不住的，你们都要自力更生。”

　　父亲确实没有留给我们“房屋”和“金钱”，没有为我们铺好“官路”与“财路”。但他为我们铺就了一条正直的人生之路，不管能力大小，都不做坏事，也要尽力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长工！

　　父亲与母亲的婚姻是家庭包办的，母亲大他一岁。依照当时家乡的习俗，女孩子不能读书，还要缠小脚。朴实聪慧的母亲不仅勤劳善良，更难得的是通情达理、深明大义，婚后两人感情很好。

　　以后，父亲无论进了大城市，上大学；还是参加革命，担任了领导职务……都一直执着地守护着这份感情，始终对母亲不离不弃，非常敬重。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对我们感叹：“在咱们这个家里，你们的妈妈功劳最大，作用最重要啊！”

　　战争年代，父亲在外打游击，抗洪水，母亲带着几个孩子追随左右，在极其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做饭洗衣，缝缝补补，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全家老小。

　　新中国成立后进了城，母亲把操持家务和教育孩子的责任一肩担起，保证专注于事业的父亲没有后顾之忧。不识字的她把我们弟兄3人都培养成了大学生。

　　运动中，看似柔弱的母亲不愁不怕，一心一意与父亲相濡相伴。父亲的工资被扣，只发一点微薄的生活费，母亲总是精打细算，尽可能为父亲做出可口的饭菜，每天晚间为遍体鳞伤的父亲搽洗敷药。

　　那时，父亲挨了批斗回家，院子外总会有些不知轻重的小孩子拿砖头瓦块砸父亲，用树条抽打父亲。母亲知道了，估计父亲快要回来时，每次都早早守候在院子门口。一看到父亲过来就冲上去，大声嚷着，挥动双臂，驱散孩子们，把父亲“营救”回家。

　　运动结束后的1979年，得知母亲罹患食道癌，父亲痛惜难忍，几次失声大哭。他立刻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带母亲进京看病，千方百计寻医求药，积极的治疗使母亲带病又生存了7年多。

　　1986年7月，当为这个家操心操劳一辈子的母亲逝去的那一刻，老父亲哭得肝肠寸断，泪水湿透了母亲亲手为他缝补的补丁手帕。

　　父亲将病逝的母亲安葬在黄河岸上，立了一块小小的墓碑，并写下质朴的碑文：“给你立碑也自立，我们携手同归去。地下含笑看黄河，艰苦岁月早已去。我的任务未完成，只能后死再努力。”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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