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工作关系，我对水利作家的创作十分关注，对水利作家推出水利题材作品尤为期待。李高艳作为陕西省渭南市东雷抽黄工程管理中心的职工，近年来发表了一批反映水利人、水利事的文学精品，引起文坛的广泛好评。近日，收到高艳创作、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长篇非虚构小说《黄河西流去》后，利用元旦假期一口气读完，颇多惊喜和感慨。

“一部中国农耕史，就是多半部陕西史。中国的农耕史，与河流息息相关，与其说它是一部人与大自然的斗争史，不如说是一部承载着华夏民族数千年来安居乐业共同理想的水利建设史。”在小说“引子”里，高艳梳理了渭北高原深邃邈远的治水和文化脉络，为整部作品打下了深沉厚重的历史基调。东雷抽黄灌区位于陕西省关中东部渭北塬区，这里留下了大禹治水的足迹，发掘了周文王妃子太姒沐浴的处女泉，也是《诗经·关雎》的发源地，《诗经》305篇中有30多篇与东雷抽黄工程所在地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合阳洽川被誉为中国诗歌的源头。在毗邻合阳的韩城，有“禹庙之最”美誉的大禹庙。大禹治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根基，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和象征。然而，在数千年农耕文明历史上，这里贫瘠的土地与丰富的文化极不匹配，世世代代生活在渭北旱塬上的百姓饱受旱魃肆虐之苦，望穿黄河东流去，年年祈雨而不得，以致在合阳一带流传着“宁给一个馍，不给一口水”的民谣。20世纪70年代，在党的领导下，13万群众在渭北旱塬会战1500多个日日夜夜，建成了东雷抽黄工程这一堪称“人工天河”的水利典范。“黄河在万物之神的惊诧中爬过约莫110层楼的高度，呼啸着奔向渭北旱塬，奔向承载着千千万万农民生计的百万亩农田及果园，彻底实现了‘西流’，关中现代水利建设的全新格局得以确立”。经过数十年的运行维护、改造重建和数字赋能，这个被誉为“亚洲第一泵站”、堪称“陕西红旗渠”的水利工程，如今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更好地造福沿黄人民群众。小说以东雷抽黄工程的建设和运行为时间经纬，以两代东雷人的生活演变为情节脉络，以父女两个亲历者的独特视角，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的当代大禹形象，编织了一曲感天动地的治水壮歌，抒发了一种血脉相传的“抽黄情结”。关于这部小说，已有多位专家解读评论，这里，我仅仅就高艳在小说里呈现的艺术特色谈几点体会。

首先，从小说的叙述来看，作者融合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等多种叙述方式。总体来说，这部小说是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为主。作为一名抽黄工程职工，作者采用第一人称视角，更加契合非虚构作品的文体要求，有利于更好地还原作品的真实性和在场感。遍布小说里的东雷抽黄工程发生的或惊心动魄，或日用不觉的闸阀启闭、线路检修、电机维护、配水放水、水量监测等，正是因为作者亲身经历过，熟悉泵站的运行维护，才能通过第一人将其如此活灵活现、身临其境地叙述出来。然而，正如热奈特在《叙述话语》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使用‘第一人称’，换句话说，叙述者和主人公同为一人，这丝毫不意味着叙事聚焦于主人公身上。恰恰相反，‘自传’的叙述者，不论自传是真实的还是杜撰的，比‘第三人称’叙事的叙述者更‘天经地义地’以自己的名义讲话，原因正在于他就是主人公。”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燕燕”，在叙述的过程中并不是投射于自身这个“主人公”，而是聚焦与她共同生活的东雷人，挖掘他们身上的“抽黄情结”。李晓光、章骁美、史进、张爱华、杨晓莉、韩晓红……这些人物才是叙述者所聚焦的中心。作为“第一人称”叙述，作者以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和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的双重视角，向我们呈现了一群具有生活原型的人物及其身上发生的故事。那些战天斗地的热血场面、舍己为人的无私奉献、进退维谷的人生选择、家长里短的生活琐事、举手投足的音容笑貌，把读者代入沉浸式的丰富体验。然而，仅仅是“第一人称”叙述还不够，因为对东雷抽黄工程建设这一具有特定历史背景的重大事件，作为第一代东雷人的女儿，必须通过另一位亲历者转述，才能展现出那个时代的风貌。为此，作者又以父亲为“第三人称”叙述者贯穿始终，并时常不知不觉间转换叙述的视角方式，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叙述视角的不停变换，推动了小说故事情节的不断发展，使得这部小说具有强烈的画面感和冲击力。

其次，从小说的情节发展来看，作者融合了宏大叙事与细节描写的双重优势。对于《黄河西流去》这部建构在真实事件、真实故事基础上的小说，如果没有对抽黄工程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变迁的渲染刻画，则失去了其作品的厚重与深沉；但如果仅仅停留在宏大叙事上，缺乏鲜活场景和细节描写的支撑，则又流于一般宣传品的简单生硬。融时代性与个人性、真实性与故事性于一体，才使小说既有历时性又有在场感，既有思想性又有可读性。小说从第一章到第五章，以百万大军奋战渭北旱塬、敢叫黄河西流的治水伟业为背景，他们“住土窑、睡席棚，挥铁锨、舞钢镐、抡大锤，凿隧洞、架桥梁、筑大坝、建泵站”，完成了那个时代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壮举。而这些都融汇在一个个细节与场景中。比如，为抢救抽黄工地上稀缺的架子车不幸被黄河激流卷走的壮小伙五子；为了工地铁娘子班水莲姑娘的热烈爱情，主动放弃宣传队相对轻松的工作奔赴工地干最苦最累活，新婚燕尔却3个月没有回家，最后被滚落的石块砸成一滩肉泥的水生；为多拉一车土不幸被爆破震塌的黄土活埋，漂亮、贤惠、善解人意的小文姑娘……对这些平凡人物身上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细节挖掘，既为全书奠定了生动细腻、真实朴素的风格基调，也为此后坚守在这里的一代代东雷人树立了精神标杆，赋予整部小说更加坚实厚重的人文色彩和情感力量。从第六章到第十章，作者叙述了东雷工程进入运行阶段的初期故事。这里有新老职工的隔阂、城乡之间的区隔、年轻一代的青春躁动，特别是新老东雷人之间的观念涤荡，凸显了改革开放之初的大潮涌流。在缠绕纠结的人物故事背后，揭示了抽黄工程面临新的运行管护难题。而从小说下部开始，作者则用浓重的笔墨叙述了抽黄工程职工的生活巨变及其回归抽黄工程的心灵轨迹。在李晓光的坚守、章骁美和史进兼职做生意、张爱华婚后的孤独生活、韩晓红英年早逝的人生悲剧后面，折射的是抽黄工程运维的困境与突围、灌区萎缩与农业结构调整、城乡二元对立及其转变这些重大时代课题。纵观全书，贯穿始终、挥之不去、念兹在兹的仍然是维系两代人的“抽黄情结”。正如负责抽黄工程重建项目施工的马站长对父亲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一代人有抽黄情结”；也如坚守抽黄30年的李晓光回想的那样，“大约看多了干旱贫瘠的村庄，第一眼看见那一渠西流的黄河水染绿了原野，便一眼认定那是渭北的希望，那将是自己作为抽黄人的光荣使命，那种使命感才是自己坚守的理由”。爱也好恨也好，流血也好流汗也好，留在抽黄也好离开泵站也好，发不出工资也好做生意暴富也好，抽黄工程流出的不仅是黄河水，也是东雷人的血与魂；抽黄工程不仅是灌溉渭北旱塬的水利工程，也是考验、拷问、洗涤东雷人心灵的救赎工程。

再次，从人物性格刻画来看，作者成功塑造了一个个可触可感的鲜活形象。作为非虚构长篇小说，作者以小说的手法为我们塑造了立体丰满的水利人形象。水莲与水生、父亲与王二虎、章骁美与史进、李晓光与张爱华、杨晓莉与韩晓红、燕燕与小梅，无论是老一辈东雷人，还是新生代的抽黄人，人物之间都有对比参照、有故事跌宕、有灵魂拷问，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有希望有失落、有悲剧有喜剧，正是这些在时代大潮中跌宕起伏的人生，使得人物形象真切逼人、具体可感。尤其是章骁美、史进与张爱华、杨晓莉之间的爱情故事，令人感慨唏嘘。从更大的背景来看，他们的爱情故事回荡着《诗经·关雎》里的动人旋律，也与水莲、水生的坚贞爱情互为参照。虽然水莲和水生的故事仅出现在第三章，但是正如这一章的标题“爱情背影”所揭示的那样，作为东雷人，作为抽黄人，每位职工的爱情和人生都要受到水莲、水生的审视与拷问，时代虽然不同，但爱情的源头、人生的真谛依然在抽黄职工的血脉里流淌。小说第十九章中，章骁美在与妻子杨晓莉谈论韩晓红之死时说：“这两年我是挣了点钱，有钱后也曾迷失方向，荒唐过，但是今年，我突然觉得人不能像鱼，只盯着眼前的饵料，一生只为一张嘴，人生应该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不想后半生做一只寄生在某个群体之上的虫子，我想做点实事。当然我成不了大禹，也成不了李仪祉，更成不了水利专家，我读书少，心思多，但做一个本分的水利人，爱岗敬业，做好一个水利人应该做的事还是够的。”这些发自肺腑的朴实话语，作为标题“生死契阔”的又一注脚是再贴切不过的了。同时，作者也不遮掩生活里的阴暗角落，比如，在抽黄工程建设工地上，有偷盗施工材料的保管员蛀虫；在抽黄工程运行期，有肮脏龌龊的小人王二虎，作者并不是把这些小丑简单地贴上反面人物的标签，而是通过性格描写凸显他们的丑恶灵魂，引发后人的警醒与警惕。

最后，我非常赞同这部作品的责任编辑全秋生为本书所写的推荐语，“小说完美地诠释了‘一个伟大时代必须有一种伟大的担当与责任去与之匹配’的人生真谛”“一条河与一座伟大的工程，它所承载的黄河文化、大禹风范，必当永存于世”。同时，我也要说，作为新时代的大禹传人，我们都要从这部非虚构长篇小说中观照自己，精心呵护好、赓续好每位水利人的“抽黄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