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聚散离合，休戚与共

　　13世纪末，元建立，定都大都(今北京)。此时，黄河下游，流路经郑州、开封、尉氏、鄢陵、扶沟、陈州等地，沿颍河、涡河及徐州故道汇淮河入海。自宋末以来，历经宋、金、蒙长期战乱，加之黄河河道变迁剧烈，洪水灾害频仍。华北一带经济萧条，粮食物资贫乏，元京都百万人口和京畿大量驻军的生活供给，都须从南方运来，重整南北运河已势在必行。

　　忽必烈即汗位的第三年，元尚未正式立国，就命汉族水利专家郭守敬掌管诸路河渠，着手运河重建。之后，又命郭守敬查勘汶河、泗水相通河段，以备重开运河。

　　当时，由于黄河南泛，开封、郑州一带原来的隋唐通济渠已经全线淤塞，疏浚恢复十分困难。大运河南端从杭州到淮安的原隋唐运河基本完好。而淮安以上原泗水运道，可“借黄行运”到徐州，再逆古泗水运道至鲁桥，沿汶河水道至济宁。在北方，新乡以下的永济渠河段一直畅通。剩下的问题，只须新开一条济宁至永济渠约200千米长的运道，即可实现从北京到杭州全线贯通。鉴于此，朝廷决计将运河改走山东，这样从江南至北京的距离将比隋唐大运河缩短三四百千米。

　　为此，从1283年至1293年，元世祖忽必烈花了10年时间，征发大批民工和军士对大运河进行了规模浩大的整修和新建。先后在山东、河北地区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形成了由通惠河、御河、会通河、济州河、旧运河、淮扬运河、江南运河连接的南北大运河，流经今北京、河北、天津、山东、江苏、浙江6省市，全长1790千米，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联结在一起，成为我国古代南北交通的水运大动脉，史称“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线路示意图

　　这时的黄河，由于南下夺淮后长期分流，淤塞严重，决溢更加频繁。从元世祖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至元惠宗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的95年间，史书记载黄河决溢的年份达42年。有时，一年之中就决口十几处甚至几十处，数十州县受淹，洪灾之严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黄河先后在曹县白茅堤、金堤决口，淹没河南、安徽、山东等地18个州县，泛滥多年未能得到治理，泛区百姓苦不堪言。同时，水势北侵，延伸至会通河，严重威胁着大运河的正常通行。

　　为了尽快堵塞黄河决口，使会通河免遭破坏，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朝廷力排众议，以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总治河防使，征发河南、山东15万民工与2万士兵，开始了浩大的治河工程。贾鲁采取疏浚和堵塞并举的方法，并首次采用沉船法，加强刺水大堤和截河大堤的挑流能力，最终堵住了决口，黄河洪水对会通河的威胁得以解除。

　　在这次治理黄河过程中，贾鲁还从今郑州新密开凿了一条新的引水河道，经郑州、中牟向南到开封，而后通过古运河，至周口入淮河，人们把这条运河称为“贾鲁河”。贾鲁河开通后，使黄淮之间的漕运又迎来了一个繁荣高峰。

　　元统治不足百年，京杭大运河建成后尚未发挥很大作用，一代铁骑王朝即告灭亡。

　　明代继兴，明成祖朱棣即位迁都北京后，采取多种措施大力发展经济，兴修水利，治理黄河，减轻税负，开创了天下大治的新局面。面对黄河连年为患的形势，为了保证南粮北调持续进行，明王朝廷决计对黄河与大运河进行统筹治理。

　　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明成祖昭发河南民工10万，由工部尚书宋礼总负责，会同兴安伯徐亨、刑部侍郎金纯等，通过加固堤埽、疏浚河道、堵塞决口、消杀水势等一系列措施，黄河自封丘金龙口，至鱼台、汶水，经徐州、吕二洪南入于淮河，基本恢复了明初的河道。

　　接着，朝廷征调济南、兖州、青州等地16万余民工，命宋礼等人组织大规模疏浚修治济宁到临清近200千米的会通河。由于汶上县南旺地段的高程高出济宁3米多，爬坡上行，水源不足，时常干涸，加之河岸狭窄，难以通行重载船只。宋礼在现场勘察中，幸遇“汶上老人”白英，这位民间治水专家提出“借水行舟、引汶济运、挖诸泉、修水柜”的治理方案，得到宋礼的采纳。据此，破除了元代修建的罡城坝，在汶水下游东平县戴村筑起一座拦河坝，拦截汶水南流，使水流集中到济宁以北地势最高的南旺，在此三分南注，七分北流，创造了戴村坝“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分水奇观，从而妥善解决了运河行水不畅的问题。同时，又在会通河沿线新建、改建了一些闸门。整个工程，历时200余天，经过修建整治，蓄水深度满足了通航要求。

　　京杭大运河按其穿越的地形和水域特征，分为闸河段、湖区段、天然河段与河运交汇段。在徐州至清河的河运交汇段，利用的是黄河河道，黄河运河复杂交织，由于经常受黄河向北决口的干扰，漕运时通时塞。对此，明王朝既害怕黄河冲毁或淤塞运河，又想利用黄河之水补充运河水量。黄河与运河紧紧纠缠在一起，成为令人十分头疼的事情。

　　为了破解这一严重困局，明代采取“遏黄保运、引黄济运”的策略，在黄河北岸陆续修起了长堤，基本实现了防止黄河向北泛滥的目标，但如何保持徐州以下“借黄运道”畅通，仍是十分棘手的难题。特别是嘉靖年之后，黄河决口泛滥集中于徐州附近，运河不是被黄河决口冲毁，就是黄河脱离了运河。为此，历任治河大员组织修筑堤防，堵塞决口，疏浚河道，治河战役一个接一个，忙得焦头烂额，这一难题长期不得其解。

　　后来，明王朝决定另开新的河道，彻底避开黄河之险。先后在山东昭阳湖东至江苏沛县之间，实施了黄运分离的新运河与泇口运河工程。经过改建，大批漕船沿着新运河北上，漕运状况有了明显改善。每年通过京杭大运河北上的漕船12000艘，运送米粮400万石、军士12万人。

　　明末年，开封守军与李自成起义军互相扒开黄河大堤，冲淹对方，致使开封城内34万人死亡。黄河口门尚未堵合，明已亡。

　　进入清代，朝廷尤为重视黄河与漕运治理。清初，黄河决口堵塞后，大河回归故道，经河南开封、兰考、商丘、虞城，山东曹县、单县，安徽砀山，江苏徐州、丰县、沛县、萧县，睢宁、宿迁、桃源，东经淮阴与淮河汇合，在云梯关入黄海。

清代漕运景象雕塑图

　　康熙年间，利用当时淮河高而黄河低的特点，采用“蓄清刷黄”的治河策略，堵塞黄河和高家堰决口60多处, 筑徐州以下至云梯关南北岸大堤800里，在黄河、淮河、运河三河交汇处的清口，开挖引河，修筑挑水坝，“飞挽迅利，而地方宁息”，解除了黄河淤积倒灌清口之忧。继而新建张庄运河口，开凿中河漕运工程，避开了近百千米黄河险峻河段，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黄河对运河的不利影响。云梯关以下马家港，实施了黄河河口段改道工程。至此，京杭大运河结束了“借黄行运”的历史，漕运通行无阻。

　　在此期间，康熙皇帝六下江南巡视，其重要目的就在于，实地体察黄河灾情，及时掌握漕运境况，彻查河政贪腐弊端，审视治河策略成效。他曾亲题《阅河堤作》诗曰：“防河纡旰食，六御出深宫。缓辔求民隐，临流叹俗穷。何年乐稼樯，此日是疏通。已著勤劳意，安澜早奏功。”表达对治理黄河与漕运，实现国泰民安的急迫心情。

　　乾隆年间，在前代基础上，维护、增修十字河竹络坝、刘老涧石坝、王营减坝、御坝木龙、杨庄运河口、骆马湖闸坝等，进一步完善了漕运工程。

　　明至清中叶，是京杭大运河的鼎盛时期，依赖这条漕运大动脉，江浙地区的粮食与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北京。当时的年漕运量平均达400万石，最高年份达到800万石，几乎是京城100万人一年的全部需求，故有“运河一日不通，京城万分惊恐”之说。

　　乾隆中期以后，伴随朝廷腐败、官吏贪腐，漕运由治而乱，衰像已现。至清末，国家内忧外患，黄河形势日趋恶化，运河漕运基本中断。1855年黄河铜瓦厢改道后，运河山东段逐渐被淤废。随着后来海运发展和铁路的兴起，至民国时期，京杭大运河曾经“百舸争流，千帆竞渡”的盛景，最终在历史大潮中湮没无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古老的大运河经过整修再现生机。部分河段经过拓宽疏浚与裁弯取直，并新建许多现代化码头和船闸，航运条件明显改善，季节性通航里程达1100多千米，江苏邳县以南的660多千米航道可行驶500吨位的船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京杭大运河江南部分河段恢复航运的情景

　　2002年，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开工，京杭大运河成为从长江下游逐级提水北送至天津的重要通道。在山东位山，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以地下隧洞方式穿过黄河，成为连接黄河两岸输水干线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时隔数百年，黄河与大运河再次握手，为人民造福。

　　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在内的中国大运河，全长达2000千米，比苏伊士运河长近10倍，比巴拿马运河长20倍，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它沟通了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为中国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条件，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充分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民的卓越智慧和杰出才能。

　　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以建造历史最早、使用时间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荣登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华民族的这份宝贵遗产，被庄重地推向了全世界。（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黄河故事·治理篇》连载②

编辑：范江涛 胡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