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中国历史上以其清正廉洁、铁面无私的形象深入人心，被誉为“包青天”。他的故事在民间口口相传，成为正义与公平的象征。北宋时期，岭南地区西江流域的端州（今广东肇庆）西江水患频发，严重威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阻碍了当地经济发展；吏治腐败，官员压榨百姓。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调任端州知州，开启了他治理西江的历程。

掘井取水，解饮水之困

初到端州，包拯便发现百姓深受饮水难题困扰。当时，端州百姓主要饮用西江水或沥湖水，然而，汛期时江水浑浊，夹杂着大量泥沙和杂物，卫生状况堪忧；沥湖地势低洼，积水容易滋生细菌和蚊虫，水源污染严重。长期饮用这样的水，百姓易患疟疾、伤寒等传染病，健康受到极大威胁。

为让百姓喝上清洁水，包拯决定带领民众在端州城内打井。他亲自勘察选址，在州署前开挖了端州第一口水井。随后，又精心选了六个凿井地址，身先士卒，与百姓一同劳作，挖土、运石，成功打出了七口水井，困扰许久的瘟疫难题得到解除。百姓为表感谢，将这些井称为“包公井”。据《肇庆府志》记载:“包公井在府厅之东，宋康定间郡守包拯所凿，其水清冽。”直至今日，肇庆城内仍留存着三口包公井。安徽合肥包公墓志铭也记载着“端州为民掘井取水”的功绩。

疏浚河道，排沥水之患

端州北有沥湖，每逢雨季，北岭山的洪水奔腾而下，汇聚其中。同时，西江水位上涨，沥湖的积水无法及时排出，导致周边地区经常被淹没，大片农田被冲毁，房屋倒塌，百姓流离失所。

包拯亲自组织百姓挖深前沥、后沥渠道，拓宽河道，增强排水能力。新增的耕地被作为“官地”，包拯鼓励端州百姓积极参与开垦，并明确表示，凡参与开垦田地的居民，可以优先以官价买到田地种养，收获季节以农作物抵交费用。一时间，端州掀起了排沥屯田，大力发展农耕的高潮。挖深渠道过程中，包拯因势利导，将地势高处用作稻田、菜地、林地，将低洼的地方则开辟为鱼塘、荷塘。此举措一举两得，既解决了沥水问题，又扩大了耕地面积，为百姓增加了收入。这种以发展经济为根本的“屯田法”仅迅速改变了端州因水患致贫的面貌，开创了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先河，更为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筑堤防洪，抵洪水之害

西江洪水，是端州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包拯延续前人构建基围的工程，将护城堤围继续向西边构筑，一直延伸到龟顶山下，和新城墙相衔接，封堵了三榕峡附近江面的入口，将西江水拦截于南边的河道。这既完善了防洪排涝体系、又增加了大量可耕种土地，惠及广大民众。

包拯的治水规划和设计思路极具前瞻性，为后世的防洪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后人在此基础上，不断修筑堤坝，加强防洪设施建设，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防洪体系。如今，西江岸边坚固的堤坝，承载着包拯当年治理水患的心血，他的治水精神也激励着后人不懈奋斗。

两袖清风，廉政筑丰碑

包拯在任端州知州期间，写下了传世诗作《书端州郡斋壁》。包拯把这首诗写在端州郡守府内墙壁上，时刻提醒自己要做清官，坚守廉洁底线。

北宋时期，端州以盛产端砚闻名，端砚不仅是文人墨客心爱之物，更是朝廷贡品。包拯了解前任官员大多利用职务之便，额外多征端砚用于送礼或谋取私利，百姓深受其害，便决心改变这一乱象。他严格按照朝廷规定的数额征收端砚，绝不允许任何人违规多拿。他离任时，当地百姓满怀感激之情，精心挑选了一方精美端砚，想要送给他以表敬意。包拯坚决拒绝，两袖清风地离开了端州。

包拯在西江地区的治理举措，从根本上改善了民生，为社会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饮水方面，掘井取水意义重大。百姓饮用上清澈卫生的井水，疾病发生率大幅降低，社会更加稳定安宁。在防洪方面，“筑堤防洪”等举措有效地减少了水患的发生频率和危害程度，保护了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包拯的治理举措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带来了显著变化；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农事渐兴。此外，包拯引导民众开渠凿池，改造沥湖，屯良田、备耕耘。在他的治理下，端州经济逐渐繁荣，曾经贫困落后的面貌焕然一新。

包拯在肇庆从政期间展现出的廉洁自律精神，成为“清廉如水，正气如山”的传世典范。“端州三年任，不持一砚归”这一看似简单的行政决定，实则是对整个官僚系统潜规则的挑战。他的清正廉洁，如同一股清泉，涤荡官场污浊之气，为当地官员树立了榜样，改善了端州的政治环境，为地方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