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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叔敖与期思陂


发布时间:2019年11月05日  来源:

期思陂的故乡在哪儿

  河南固始,是一座具有独特魅力的县域城市,不仅身处大别山北麓风景秀丽,而且文物古迹众多历史悠久,其在夏商时期为蓼国地,在西周为蓼、蒋、黄、番等国地。春秋中期,楚灭此地诸国,建期思县,固始彼时为期思县之潘乡,又名寝丘邑。

  1957年,毛泽东考察淮河治理时,曾称赞过孙叔敖是了不起的治水专家。伟人之所以如此称赞孙叔敖是有原因的,楚庄王时期,孙叔敖在河南固始县修筑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系统性水利灌溉工程——期思陂,而其子孙亦封在此地。

  作为我国最早的引水灌溉工程,期思陂被当地人称为“百里不求天灌区”,其修筑时间要早于我国著名的四大水利工程——芍陂、都江堰、郑国渠、漳河渠,因此,在我国水利工程史上一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大多数人认为期思陂是孙叔敖修筑,主要依据在于以下史料:“期思”二字最早见于《淮南子·人间训》。记载曰:“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这被认为是孙叔敖修筑期思陂的最早记载。东汉崔寔在所著的《四民月令》中写道:“孙叔敖作期思陂以攻寇。”这说明期思陂可能还具有城防等军事功能。稍晚的东汉延熹三年(公元160年),固始令段光在期思县城西北隅孙叔敖庙前的碑文中颂扬孙叔敖的功德:“及其为相,布政以道……宣导川谷,陂障源泉,堤防湖浦,以为池沼。”到了唐代,马总所辑的《意林》中则出现了“孙叔敖作期思陂而荆土用瞻”的说法。北宋初期的《太平御览》:“孙叔敖作期思陂,而灌雩娄之野。”可见,在经历了将近1600年的漫长岁月后,世人终于较为客观地认可了这一事件的真实性,自元明清以降,历朝历代基本延续了这一观点,未有异议。

期思陂的“出生证明”为何受到质疑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水利界、史学界则对于期思陂、芍陂是否为孙叔敖修筑这一史实争论不休,而争论的根本原因在于现存的直接性史料不够充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信阳人,我生活的地方就离期思陂旧迹不远,对于孙叔敖的种种传说旧事更是熟记于心。但是,科学严谨地考证孙叔敖修筑期思陂这一史实并不是一件轻巧的事。因此,在通过一番查证后,我认为通过“旁证法”运用间接性材料进行求证不失为一种捷径,而且此举也有利于增强孙叔敖修筑芍陂的可信度,进而使二者互为印证。

  一些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对这一史实提出异议乃至出现严肃的论战,其质疑的问题核心有三点:一是孙叔敖本人的能力存疑。二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动荡。三是彼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下面,根据现存资料,我将就此三点问题进行逐一释疑。

  一、孙叔敖个人能力问题

  有人认为,《荀子·非相》《吕氏春秋·异宝篇》中皆提到孙叔敖为“期思之鄙人”,这意味着他当时应该地位较为低贱,因此不可能有能力担此大任。首先,鄙人的原意有两种:1.鄙俗的人。2.居住在郊野的人。孙叔敖既为楚国令尹又在后来晋楚之间爆发的邲之战(公元前597年在河南荥阳地区爆发的争霸战)中运筹帷幄,帮助楚庄王赢得胜利从而奠定楚庄王春秋五霸之一的地位,显然,粗鄙之人可信度不高。此外,在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的《循吏列传·孙叔敖传》记载其为“楚之处士”,“处士”的原意是指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由此推断,孙叔敖在未任令尹之前应该为居于郊野的才德之士。不仅如此,在已经出土的产于战国中期的郭店楚简《穷达以时》中有文云:“孙叔三射恒思少司马,出而为令尹,遇楚庄也。”这说明孙叔敖在出任令尹之前应该已经担任过少司马这一地方官职,也就是说他当时已经初步具备修筑期思陂的动员能力与地方权威。

  容易被忽略的最后一点是,孙叔敖有着特殊的家世。《左传·宣工十一年》记载:“蒍贾为工正,谮子扬而杀之,子越为令尹,己为司马。”蒍贾即为孙叔敖(芈姓,蔿氏,名敖,字孙叔)的父亲,工正为国家百工之长,其家族擅长土木、水利等多项工程建设。由此可知,孙叔敖出生于百工世家,而且在《循吏列传·孙叔敖传》中,详载其“施教导民……春夏以水,各得其便”,这也验证了孙叔敖具有教导百姓修筑治水工程的技术能力,这一家世传统至少延续到他的孙辈蒍掩,因为蒍掩也曾担任司马并修筑多处水利工程。因此,所谓孙叔敖个人能力不足一说是站不住脚的。

  二、社会环境动荡问题

  有学者认为,当时修筑期思陂的地区尚属于楚国新占领而未能有效控制地区,并举例沿淮的六(国)、蓼(国)、舒(国)等多国的反复叛乱,以此证明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新占领区域要修筑初具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是不现实的。理论上看来,这确实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客观不利因素,然而,有两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要注意:一是期思陂规模不大,涉及区域不广。二是修筑期间为宝贵的战争间歇期。

  期思陂又叫“百里不求天灌区”,具体工程为:在史河东岸凿开石嘴头,引水向北,称为清河;又在史河下游东岸开渠引水,称为堪河。利用这两条引水河渠,灌溉史河、泉河之间的土地,区域内灌溉得以保障。因清河长45千米,堪河长20千米,后世又称“百里不求天灌区”。由此我们发现,最初的期思陂长不过50千米有余,而且基本为利用地形引水灌溉,并不需要芍陂那样蓄水乃至后世出现的提灌技术等等,因此规模不大,不会过于费时耗力。

  此外,期思陂修筑期间的当地环境处于动荡中的相对安定状态,依据在于:孙叔敖生于公元前630年卒于公元前593年,《吕氏春秋·六论·不荀篇第四·赞能篇》(卷24)提到,孙叔敖“为令尹,十二年而庄王霸”。据此推算,期思陂的修筑应该是在公元前605年之前,而此地区的蒋国早在公元前617年就为楚国所灭,可以说当地已经较为稳定。至于附近区域的六国、蓼国、舒国诸国叛乱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公元前622年,第二次是在公元前615年,第三次是在公元前601年。因此,在公元前605年之前的十年内,当地环境应该较为稳定,所谓的环境动荡之说并不充分也无法让人信服。

  三、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问题

  有关学者提出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不足以完成建设等问题,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灌排技术体系能否达到要求。二是相关生产工具器物能否满足修筑要求。

  针对灌排技术体系能否达到要求的争议,现有的证据已经表明当时的灌排技术体系能够满足期思陂修筑要求。《史记·夏本纪》中提到大禹“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这个“沟淢”就是“沟洫”,“致费于沟淢”的意思就是尽力于沟渠水利的建设。至于井田制,早在夏代就开始实行了,商代甲骨文中出现过“田、甽”等字即为后来的“畎”字,含义为沟渠。井田制的实行贯穿夏商周春秋漫长的岁月,这就需要有完善的灌排水利体系。《周礼·地官·稻人》中记载:“稻人掌稼下地。以潴畜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写水。”东周时期的《周礼·考工记·匠人》则对人工沟渠灌排系统作了更详细的描述:“匠人为沟洫……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其中,“浍、沟、洫、遂、甽”分别与今天的总干渠、干渠、支渠、毛渠和田间的垄沟相约对应,而且,这在1993年辽宁阜新出土的距今约3600年的总长约245米的渠道遗址中也得到印证。由此可知,修筑于春秋中期的期思陂所要求的灌排修筑技术体系是完全具有的。

  针对相关生产工具能否满足修筑要求的疑问,下文有充足的证据消除疑问。一是铁器生产工具已经开始推广应用。在春秋早期,齐国管仲对齐桓公发展农业生产的建议在《国语·齐语》有记载,曰:“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斤,试诸壤土。”这里的“美金”是指青铜,“恶金”是指铁。齐桓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85年—前643年,要早于期思陂修筑时期半个世纪以上,而在长沙早期楚墓中也出土了“凹字形铁口锄”,由此可知,修筑期思陂时运用铁器开挖河渠的可能性非常大。此外,即使铁器在当时未得到普遍运用,期思陂的修筑仍旧可以顺利完成,因为我们忽略了当时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和大量的青铜农具。青铜冶铸在距今约4000年的夏代就已经开始了,在商代已经出现了青铜农具,1989年冬,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商代遗存中出土了484件青铜器,工具类有16种127件,可以确定为农具的有犁、插、耒、耜、铚垃、镰、铲、锛、、斨10种计36件,其他相关工具则更多,而楚国所占有的大量淮南—江南古铜矿群则为其大量铸造使用青铜农具提供了基础条件。

前世今生两千年 雩娄之野今安在

  历史的天空一刻未曾停歇,而期思陂也从未被人们遗忘,2600多年来它一直为当地百姓造福。东汉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庐江郡太守王景主持复修。东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扬州刺史刘馥兴修江淮间水利时,再修期思陂。曹魏正始二年(公元241年),邓艾又一次修治期思陂。这些泽被千秋的功业见诸《淮南子·人间训》《后汉书》《三国志》《读史方舆纪要》等,历代地方志书亦有记载。

  汉、唐、宋时它被改称为“期思—雩娄灌区”,明清时期则称其为清河灌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称解放灌区;1954年修建解放闸,使灌区在原有的4000公顷基础上扩大到1.6万顷;1956年梅山水库建成后,灌区成为淠史杭灌区的组成部分,因引用梅山水库水而改名为梅山灌区;1958年进行扩建,设计灌溉面积6.5万公顷;1964年建成黎集渠首枢纽工程和中干渠,1966年—1970年兴建了从安徽省红石嘴枢纽引水的南干渠工程;1972年,全灌区基本建成,灌区内塘、堰很多,属于引蓄结合的灌区。

  如今,期思陂既是梅山—鲇鱼山灌区的组成部分,也将和芍陂一起继续为我国最大的灌区——淠史杭灌区润泽1100万亩沃土。可以说,淠史杭灌区继承了孙叔敖水利思想的精髓,也是他修筑的期思陂、阳泉陂、大业陂与芍陂等分散水利工程的贯通升级版。在淮滨县城东湖畔,肃立的孙叔敖像按剑昂首,深情地遥望着他的后世子孙,雩娄之野今尚在,百姓甚幸,国家幸甚!

作者:晏洋 责任编辑:范江涛 胡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