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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时的记忆


李胜赞
发布时间:2019年04月11日  来源:

  年少时,只知道爸爸在黄河上工作,一年里只在春节时探家。妈妈没上过学,她一个人领着我们兄弟姐妹在豫东农村老家生活。虽然爸爸每月寄回二三十元钱贴补家用,但一家的生活重担几乎都压在妈妈一人肩上。

  20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农村上个学是难事,小孩们年龄都很大了才有学上。妈妈为让我们能多识几个字,在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先后让两个姐姐、一个哥哥读到了初中毕业。

  当年,农村的学校很少,又离家较远,上个学确实不易。我上学时,恰逢村里开办了一个小学校。说起来,那也不叫什么小学校,只是冬季闲置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烤烟叶楼,没有桌椅,临时请一个当过村会计的做起了老师,每天教我们几个小孩读读写写。上下学,小孩们都搬着自己的小板凳。那时,在村里能有这样的一个小教室,还真是不错,让没法去远处上学的小孩有了读书的机会。

  就这样,我上了小学,当时11岁。后来,村里小学校停办,生产大队办了一所较正规的学校,配了公办、民办教师。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那一年,也是我上小学的第一年。在那几年里,除学习外,每个小学生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个个都成了革命的红小兵。在新的小学校里,我一直刻苦努力地读书,又跳了级,没几年,我就到了较远的一个大村镇上了初中。

  我家住在村边,院落不整,为了有个看家护院的,为了给我们添个玩伴,一天,妈妈给我们找来了一条小黄狗。小黄狗慢慢长成了大黄狗,毛发光亮,通人性,随心意。在我上初中的那几年里,特别是天短夜长的冬季,每当我晚自习后在村头与同伴分手,大黄狗就从路边蹿出来,摇着可爱的大尾巴,陪伴我一路回家。其实,早在我与同学未分手时,大黄狗已在路旁的土地里与我并行,不露声色地注视着我,保护着我,这让我心里很是感动。

  我家人口多,劳动力少,在生产队挣得工分也少,分得的口粮也只能勉强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吃饱,整天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记得那时上学,学杂费每学期只是象征性地收一点,一个学期最多一元两元。买个语文、算术小本子也就几分钱。即使这样,我家也买不起,有的时候,单等着老母鸡下了蛋拿去换学习用的本子。我从小学一直上到初中,从来没买过一支钢笔,都是别人扔掉不能使用的,我收拾一下再用。

  那几年,大黄狗在这种极度困苦中陪伴着我,不离不弃。我没有能力给它搭建一个窝棚,它随便在院子里找个地方一卧,从来没吃过一次肉,啃个骨头还是逢年过节时我们啃过的。有一天,我和妈妈吃过早饭在院门口说话,只听村西头有人大声吆喝:“收狗的来了,谁家卖狗呀。”妈妈和我商量把狗卖了补贴家用,可说归说,也没真去问,因为我们舍不得这条听话的看家护院的大黄狗呀。谁知,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院子里的大黄狗听见了,从此,它郁郁寡欢,绝食落泪。我们再怎么劝它吃食、逗它开心,它都不听。一天晌午,几日滴水未进的大黄狗,拖着虚弱的身躯,挪到屋门口断了气。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它,免不了内心痛惜,那是年少时陪伴我、保护我的小伙伴呀!

  上初中时,家里困难,每逢星期天,或是寒暑假,我都去生产队干活挣工分。一天3次出工,早起就拉着架子车去地里装土拉回来沤粪,沤成粪后再拉到地里作肥,中午、下午去锄草施肥、喷打农药等。有时放学回家后,在妈妈做午饭的间隙,我会拿起铲子和篮子去地里割草,交给生产队过秤挣工分。我还跟着姐姐去地里拾麦茬、刨玉米茬,给家里烧火做饭用,就连秋天树上掉下来的干树叶也争抢着拾。生产队里的农活,我样样能干,人家一个整劳动力一天挣10分,我算半个劳动力一天也能挣个三五分。

  记得每年快到春节时,推磨就成了一件最难的事。当时村里没有电,不论是玉米、红薯片,或是小麦,都得用石磨。一个生产队几十户人家,共有三四盘石磨。每次磨面还得先征得主人的同意,看有没有时间给你安排上,有时安排在晚上,不是前半夜就是后半夜,这样,基本上一夜也甭想睡觉了。白天磨面,还得去生产队干部那里请假。每年这个时候,爸爸回家过春节。爸爸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去早集上买粮食,再去推磨磨面。我跟着爸爸、姐姐推磨一推就是大半天,有时在夜里,我推着推着就睡着了。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日子好起来了。看看现在,比比过去,现在的孩子像是生活在蜜罐里,而我们年少时经历的那些磨难,更是一种人生财富,值得一生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