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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至1840年)文化

来源: 发布时间:2011年08月11日    责任编辑:李云琦

  明清两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明清王朝为加强其统治,都实行了一些稳定封建经济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农业方面,奖励垦荒,实行屯田,满足一部分农民的土地要求;兴修陂塘、堰闸、河渠、堤防等水利工程,奖励栽桑、种植棉麻;减轻田赋和徭役。在工商业方面,主要改变手工业者的身份,减轻对手工业者的控制。这些经济政策,调动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对发展农业、手工业以及文化科学技术都有现实的意义。 

  自明中叶起出现了近代商品经济,被视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 

  一、科学技术 

  (一)农业 

  “一岁数收”耕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是这一时期黄河流域农业技术的主要特点。它是人们在对农作物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基础上,综合运用各项生产要素,通过间作、套作、混作、轮作等技术措施,合理安排种植,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使一年内的收获次数由一次增加到二三次乃至更多次。如清代,关中地区一般是二年三收,运用了套种技术后.有的地方一年就可达到三收。轮作倒茬、合理安排前后农作物也能提高产量。除了要重视农作物品种的选择和加强田间管理外,特别要求土地肥熟,那就要深耕、勤耘和多施肥料。 

  不同的土地、耕深耕浅各不相同。明代《农说》提出“启原宜深、户隰宜浅”。清代《知本提纲》则提出“轻土宜深、重土宜浅”,根据黄河流域土质“有浅耕数寸者,有深耕尺余者,有甚至二尺者”。达到深耕的办法,北方除用大犁、二牛大犁以及特用深耕犁之类的深耕农具外,并采用“重耕”的技术。 

  “一岁数收”需要多施肥,这也就促进了肥料的积蓄和施肥技术的发展。由于“一岁数收”带来较多的病虫害,这也给人们提出了除虫、灭病的新课题。当时黄河流域的农作物除粮食外,棉花也在陕西、河南、山西、山东等省普遍种植。 

  这时期还出现了引进的新作物,如玉米、甘薯。在黄河流域的一些地方志中对此都有记载,如明代河南《钧州志》(1544年左右)、甘肃《平凉志》(1560年),安徽《颍州志》(1571年)等。明末至少在黄河流域的山东、河南、陕西、甘肃等省已种植了玉米。甘薯的引进,明末在山东、河南等省已有种植。 

  明清由于黄河流域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在前代基础上若干方面仍续有发展,因此,出现了一些总结农业的著作。其中科学家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最有成就。徐光启的科学研究范围广泛,以农学、天文学尤为突出。 

  《农政全书》由徐光启撰,经陈子龙等整理修改后,于崇祯十二年(1639)刊行。全书6050多万字,分农本、田制、农事(包括营治、开垦、授时、占候)、水利、农田、树艺(谷类及蔬果各论)、蚕桑、制造、荒政等12门。其中水利和荒政占篇幅较多。书中大量辑录了古代和当时的文献,也随时提出作者自己的心得与见解,是明末的一部重要的农业科学巨著。对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清代植物学家,河南固始人吴其浚,他留意各地物产丰瘠与民生的关系,依据耳闻目见,并辑录古籍中有关植物文献,绘图列说,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和《植物名实图考》38卷,是中国19世纪一部重要植物学专著。 

  (二)河事与水利 

  明清黄河下游决溢更为频繁,河道的紊乱也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国都的北移,黄河的南下夺淮,这些都增加了治黄的任务和困难,即集中于黄、淮、运的交叉综合治理。明代先后有宋礼、徐贞明、白昂、刘大夏、刘天和、朱衡、万恭和潘季驯;清代有朱之锡、靳辅、陈潢、张鹏翮、齐苏勒、郭大昌、栗毓美等,都是当时较有名的治河人物。他们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治理业绩和一套治河理论及著作。较有名的有徐贞明的《潞水客谈》、刘天和的《问水集》、万恭的《治水筌蹄》、潘季驯的《河防一览》和靳辅的《治河方略》、陈潢的《河防述言》。 

  明代,对黄河水文观察,开始了雨情的记载。对黄河洪水周期性变化的某些特点,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提高了防洪的预见性。培筑堤工的取土地点,修堤的土质,筑堤每层上土的坯头,修堤的高度等已有了一套较严密的施工方法,从而提高了修堤的质量。对堤防修守也规定了一套制度,如“四防二守”制度和“植柳六法”等。埽工技术已很细致。埽工的种类已有靠山埽、箱边埽、牛尾埽、龙口埽、鱼鳞埽、土牛埽、截河埽、通水埽等8种。埽工的发展,保证了抢险堵口的顺利进行。明代已能根据口门各种变化形势,提出不同的应急措施。 

  清代河防技术和管理水平都比明代有了新的改进和提高。对筑堤工程中堤线的选定,取土的地点,质量的要求,施工的时间,运土的工具和单价,均作了明确的规定。为巩固堤防,采取了放淤固堤措施。这种放淤的办法,不但加宽了堤身,还可降低临背悬差,减轻大堤水压力,是利用黄河水沙资源固堤的有效措施。抢险、堵口的埽坝工程有磨盘埽、月牙埽、门帘埽等。堵口工程均由卷埽改为顺厢进堵。堵口根据口门的情况,选用单坝或双坝。这种埽工堵口法,近代称为立堵法。在堤防修守方面,在黄河上除设有专职官兵之外,还规定每二里设一堡房,每堡设夫二名,住宿堡内,常川巡守。这样上下呼应,远近可以互为声援。 

  明清两代对治理黄河是下了大功夫的,在兴修农田水利上也做了不少工作。明代有今宁夏黄河干流水利工程,甘陕泾河水利工程,山西汾河水利工程,河南沁河水利工程。清代有今青甘水利工程,宁夏水利工程,晋陕水利工程,河南水利工程的修复,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的上中游广大地区。 

  明清治运、治黄、治淮是交叉与综合进行的。对京杭运河的大力整修,主要围绕着三个问题进行:一是黄河冲决的干扰;二是会通河、通惠河的水源不足;三是运河的过黄过淮过江问题。明人针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措施,除了对黄河淮河经常维护使行水不破坏运道外,还有三项:一是改道;二是开辟水源,兴修水柜;三是兴修相应的闸坝控制等。清代京杭运河仍有两个主要难题:一是清口与黄、淮、运交会处,由于黄河不断淤高,堵塞淮水,妨碍航道;二是会通河水源仍很缺乏,加上泇运河水源也同样不足,除尽量引泉水外,全靠水柜调节。 

  明清两代发展航运,运河两岸的城邑如德州、临清、济宁、徐州、淮安、扬州等都是转运南北商品的重要城市。 

  (三)天文历法与数学 

  崇祯二年(1629年),徐光启受命主持明代唯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历法改革。这次历法改革是以西法为基础,作了精细的规划和安排,使整个工作进展较快。崇祯六年,编成一部137卷的《崇祯历书》。这部书是集体创作,大部分都经他修改审阅过。《崇祯历书》开始接受西方天文学和数学方法,突破了中国传统天文历法的范畴。其中法原(天文学理论)计有40余卷,构成全书的核心。它不但论述了历法本身而且着重讨论了作为历法基础的天文学理论和数学上的计算问题。徐光启与意大利人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对中国数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冶炼技术 

  这时期,黄河流域的一些城邑仍然继续成为中国重要的冶炼场所,冶炼技术是相当高的。在拆除山西太原南城墙时发现的明洪武十年(1377年)制造的前装式铸造铁炮,是现知中国最早的大型铁火炮。共出土3门。炮呈直筒状,形体短粗,口径21厘米,全长1。炮筒前部铸19字:“大明洪武十年丁巳囗囗季月吉日平阳卫铸造”。中部有两对耳柄,呈四方形,长16厘米,应是供搬运使用,而不是用于调整射击角度的耳轴。尾部略收,通身有3道环箍。此炮口径大,管壁厚,装弹药量、射程等性能都大大超过明初的铜铳,是当时威力最大的重型火炮。用铁铸炮造价低廉,为大规模生产火炮创造了条件。但铁炮铸造时易造成缺陷而引起炸裂,对铸造技术要求较高。铸造此炮的平阳卫所,在今山西临汾。该炮的发现,表明在14世纪末期中国的火炮制造技术属于世界先进之列,也可窥知这时期中国冶炼技术的高超。 

  (五)建筑技术 

  明清的建筑技术比较复杂。明代,山西平遥的佛寺建筑双林寺,中国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寺院今青海省湟中县的塔尔寺,今山西平遥城墙,今陕西西安城墙,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的中国古代伊斯兰教汉式建筑清真寺,今陕西西安中国伊斯兰教清真寺;清代,今甘肃省夏河县的拉卜楞寺,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五塔寺等宏伟建筑,从寺院整体布局、建筑形式以及建筑用料等都比前代奇特。 

  更值一提的是明代万里长城的修建。它是在历代长城的基础上修建起来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万里长城就是明代新修建的。当时曾经分段设立9个重镇(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进行防守。 

  明代修筑的长城大都非常牢固,特别是东半部(山西以东至山海关称东半部,山西以西称西半部),都用砖砌(局部地段用石砌)、石灰浆勾缝。城墙的砌法,在坡度较小时,砖石随地势平行砌筑;坡度较大时,采用水平跌落砌筑,砖墙砌得十分平整坚实。这是城防工程的一个发展。明清建筑普遍使用砖和石灰浆砌筑,使砖构建筑技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六)蚕桑、纺织 

  明清黄河流域一带,尤其是山东蚕农已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放养柞蚕的方法。清初山东益都孙廷铨著的《山蚕说》,专门介绍了放养柞蚕的技术。书中说,当时胶东一带山区,到处都放养着柞蚕。清初,放养柞蚕的方法已传至辽东半岛,不久又传到河南、陕西,接着便推广到云、贵地区。 

  明清,黄河流域养蚕业的发展和棉花的普遍种植,为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明代的鲁绣堪称一绝。鲁绣所用绣线大多是加捻双股丝线,是当时北方刺绣的代表性品种。山东邹县元代李裕庵墓所出土刺绣衣物已具有较典型的鲁绣特点。故宫博物院藏明衣线绣《芙蓉双鸭图轴》和《荷花鸳鸯图轴》更是明代鲁绣的珍品。鲁绣绣品给人以雄健坚实之感,且布局自由,设色浓艳,带有强烈的装饰性。 

  (七)印刷术的新创造 

  明清的印刷术也有新的创造。清代安徽泾县的翟金生,按北宋毕昇的方法,花费30年时间,研究了一种新方法,即在平铺一层薄泥的泥盘内排版,再入窑烧成整块,用以印刷的《泥板印刷》法。并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制成泥活字10万多个,印刷了《泥板试印初编》。据山东泰山磁板《周易说略》序记载,山东泰安徐志定于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制成磁活字,印行《周易说略》。该书封面题有“泰山磁板”字样。徐氏自称:“偶创磁刊,坚致胜术。”明清木刻年画,在黄河流域盛行,著名的如朱仙镇等等。 

  (八)医学 

  明清黄河流域的医学,在温病学说方面有所创立。清代江苏淮阴医学家吴鞠通,曾自江苏至北京沿途行医,认为清代医学家叶天士的温病论治,“持论平和,方法精细”。他在叶氏的基础上,创温病的三焦辨证,著有《温病条辨》6卷,对温病的诊断和治疗有所发展。另著有医案5卷,对杂病治疗亦有独到之处。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清之际,山西阳曲人傅山字青主,精医学,著有《傅青主女科》和《傅青主男科》等医书,流行颇广。 

  (九)地学 

  明清地学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出现了不少著名地理著作,如明代孙应元撰著的《九边图说》。成书于隆庆三年(1569年)。历叙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等“九边”的形势、军备、钱粮等情况,各镇附有总图、分图,图绘极细,为研究明朝边防及北方历史地理的重要书籍。李濂撰的《汴京遗迹志》24卷。内容分京城、宫室、官署、山岳、河渠、台地、园苑、寺观、庵院、艺文等类,亦涉及历代掌故,为研究开封历史地理重要著作。地理学家王士性,性好旅游,足迹遍全国,对各地山川水利、风土人情多所考察,著有《五岳游草》、《广游记》、《广志绎》等书,对黄河流域地理及黄河水利都有大量记载和论述。明代又一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一生行程万里,又博览了大量古今地学典籍,当他看到黄河“河流如带,不及江三之一”时,就提出了“何江源短而河源长也”的疑问。他不满前人写地理书多“承袭附会”的作法,决心通过实地考察,足迹遍及华东、华中、华南和西南各省,其观察所得,按日记载,死后季会明等整理成富有地理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徐霞客游记》。清代的地理著作尤多,如胡渭撰著的《禹贡锥指》26卷,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成书。他在前人注释《禹贡》的基础上,广征博引,逐句加注,并提出自己的见解,订正前人注释中的一些谬误。书中“导河”部分,“附论历代徙流”,提出黄河5次大改道的论证,对后世研究黄河变迁史的影响很大。书首有图47幅,其中1/3以上,是明艾南英《禹贡图注》的翻版,但未注明出处。黄宗羲撰著的《今水经》一卷,先列表揭示全国水道分北水、南水两大纲。北水自河水以下凡31条;南水自江水以下凡55条。皆以四海为主流,各支流附于主流之后,入支流各水附于所入的支流下。全书即按表中所列次序叙述,条理清晰,简单明了。齐召南的《水道提纲》28卷,专叙水道源流分合,系统完整,价值超过《今水经》。叶圭绶著的《续山东考古录》,是续顾炎武《山东考古录》的地理著作,书凡32卷,还有卷首《图考》及《总沿革》各一卷。详考山东各府、州县的历史沿革、水道变迁、辨析《水经注》和《大清一统志》中的谬误。作者道光十九年至二十八年(18391848)间曾在山东实地调查,并遍阅各府、州、县方志,所考甚详,是研究山东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张穆,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地理有精心的研究,著有《蒙古游牧记》。杨守敬等人绘制的《水经注图》,采用古今对照、朱墨套印的形式编绘。其成就超过前人,为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书。《水经注疏》是杨守敬、熊会贞合著。此书于郦氏所征引故实,皆注明出典;于郦氏所叙水道,皆详其迁流,并于全祖望、赵一清、戴震诸家的校释,多所订正。初稿于1904年完成,又进行了增补改订。杨氏死后,由熊氏继续增订,直至1936年熊氏死,1955年始由中国科学院交科学出版社影印出版。这是一部总结性的著作。《历代舆地图》是杨守敬等编撰,清末成书。以《大清一统志》为底,古今对照,朱墨套印,比例尺较大,比过去的历史地图详细精确。隋以前各幅,多附有序,或表和札记,对《地理志》讹误有所补证。 

  清代进一步探明黄河河源是地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清代曾作三次黄河源查勘,第一次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派侍卫拉锡舒兰,前往青海探勘黄河源,到达星宿海;第二次是康熙五十六年,玄烨又派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人,前往青海、西藏探黄河源,并绘制成了《皇舆全览图》,把星宿海以西的一条河标明了“阿尔坦河”的字样。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齐召南综合康熙年间对黄河源的查勘成果,其写出的《水道提纲》黄河一目中,明确指出“黄河源出星宿海西巴颜喀喇山之东麓,二泉流数里合而东南,名阿尔坦”。又称“蒙古谓金为阿尔坦,言水色微黄”。据近代查勘.认为阿尔坦河即现在的玛曲。乾隆四十七年,乾隆帝又派侍卫阿弥达探河源,他这次越过星宿海向西300余里,是历史上查勘河源最远的一次。这三次查勘河源都取得了丰富的资料。 

  二、艺术 

  (一)书画 

  明朝初期就恢复了画院制度,画风基本上承袭了宋元以来的山水画和人物画。黄河流域在明清两代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书画家。明书画家邢侗,山东临清进士,官至陕西行太仆卿。他的书法,师承王羲之,他刻有《来禽馆帖》,其中《十七帖》尤著名。他还长于绘画,善兰竹。著有《来禽馆集》。明代又一画家张路,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擅绘人物,师法吴伟,笔势狂放。山水兼学戴进。亦能鸟兽、花卉。明末清初山西阳曲人傅山,亦擅诗文书画。傅山天龙禅寺五律诗轴,草篆书,书写自作《天龙禅寺》五言律诗一首。草篆书受赵宦光的影响较多,用笔圆转灵活,笔力遒劲。兼有燥笔、湿笔,以篆书结体,作草书写法。字次不相连缀,而脉气相通,应是作者谙熟篆书和草书的结构与写法,两相融合的佳作。清代大书画家郑板桥,曾任山东范县(今属河南)、潍县知县。擅写兰竹,以草书中竖长撇法运笔,体貌疏朗,风格劲峭。书法用隶体参入行楷,自称“六分半书”。所写《家书》、《道情》,自然、坦率,为世所称。 

  (二)雕塑 

  明代黄河流域寺庙塑像,造型仿效唐宋,题材仍流行罗汉或神仙群像。然多属定型的程式化作品,创造性不明显。如山西平遥双林寺彩塑,长治梁家庄观音堂彩塑,洪洞广胜寺的木雕佛像等。清代佛教造像再度兴盛。如敦煌石窟和麦积山石窟内的清代泥塑,处理细腻,非常写实。 

  明代石刻,以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雕造的十根盘龙石檐柱最负盛名。山西大同明初代王府前用五彩琉璃雕塑砖拼砌的九龙壁,审美价值不可低估。河南新乡凤凰山南麓有明潞简王朱翊镠墓,存神道石刻16对,亦甚珍贵。山东邹县九龙山明鲁王朱檀墓造型甚佳。此外,山东单县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建造的狮坊,安徽亳县清代关帝庙门墙雕砖与戏楼木雕等,都是较好的民间公共建筑遗例。 

  (三)音乐 

  明清时期黄河流域也出现了一些音乐家、演奏家和乐曲。明代音乐家张野塘,寿州(今安徽寿县)人,善弹三弦,又善唱北曲。他改造的北方三弦,使琴腹稍小而圆,称“弦子”,用以伴奏清唱。明末琵琶演奏家汤应曾,邳州(今江苏邳县)人,从陈州(今河南淮阳县)蒋山人学琵琶。能奏《葫笳十八拍》、《洞庭秋思》等古曲百余首,尤善弹《楚汉》,人称“汤琵琶”。他曾随边军至嘉峪、张掖、酒泉等地为士兵弹《塞上曲》。而明代今沁阳的朱载堉(明宗室,现沁阳有墓),在音律研究方面成绩显著,特别是“十二平均律”为世界近代音律学家所推崇。著述甚多。至清末,《塞上曲》仍比较有名,它是李芳园据华秋苹《琵琶谱》中的五首小曲《思春》、《昭君怨》、《泣颜回》、《傍妆台》、《汳怨》等加以发展组合而成的,总名仍为《塞上曲》,并托称王昭君所作。 

  (四)戏曲、曲艺 

  明清黄河流域的戏曲种类很多,遍布各省。大都起源于明代的“梆子腔”,是北方地方戏曲中,用硬木梆子作打击乐器以按节拍的剧种的统称。包括秦腔(陕西梆子)、晋剧(山西梆子)、豫剧(河南梆子)、河北梆子、山东梆子等。梆子腔腔调大都高亢激越。其中秦腔对南方的川剧、汉剧、徽剧、绍剧等剧种有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梆子腔系统中最古老的剧种秦腔,早期以弹拨乐器伴奏,亦称“乱弹”。故戏曲史上和目前各地方戏曲剧种中的“乱弹腔”、“乱弹”、“弹戏”等大都指梆子腔或由梆子腔所演变出来的剧种或腔调。此外,还有流行于河南一带的“三弦书”,也叫“铰子书”或“三弦铰子书”。初为一人腿缚节子,怀抱三弦,自弹自唱,后发展为除演唱者自击铰子(小铜钹)或八角鼓外,另有三弦或坠胡伴奏。唱腔有起篇、钻子、慢板、二八板等,曲目长篇,短篇均有。起源于山西绛州(今新绛)的“铙鼓杂戏”,后来也在山西其他地方流传起来。它唱腔简单,以铙、锣、鼓和唢呐伴奏,一般保存了较多的宋元戏曲遗迹。起源于元明以来流行于中原地区的俗曲“大弦子戏”,主要流行于山东和河南一带。它的一部分剧目、曲调同柳子戏近似,但风格则尤粗犷,民间有“粗弦子,细柳子”的说法。它也保存了一些高腔、青阳、罗罗等古老腔调,伴奏乐器以三弦为主,笙、笛为辅。 

  清代曲艺又有发展。黄河流域的“大鼓”一般认为清初时形成于山东、河北的农村,后来扩展开来。按其流传地及名目,有西河大鼓、河洛大鼓、山东大鼓、胶东大鼓、安徽大鼓、上党大鼓等曲种。曲目短、长篇兼有。由一人自击鼓板演唱,一般一至二人用弦乐伴奏。山东琴书约有200年的历史。以唱为主,间以说白,常用曲调有凤阳歌、垛子板等,伴奏乐器有坠琴和软弓胡琴等。吕剧系在山东琴书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山东快书约有100多年的历史。一人手持两块铜板说唱,节奏较快。也有用竹板击拍的,称“竹板快书”。句法基本是七字句,间以说白。曲目有书帽、单段、长书三类。柳子戏流传于山东及江苏、河南的部分地区,明末清初时由河南、山东一带流行的《山坡羊》、《黄莺儿》、《柳子》等弦索小曲发展而成的,并采用了滚调。伴奏乐器以横笛为主,笙、三弦为辅。五音戏流行于山东一带,从秧歌、花鼓发展而成,约有100余年的历史。汉调二黄,也叫“陕二黄”、“山二黄”,流行于陕西和甘肃,约有200年的历史。是二黄腔调从湖北进入陕西而形成的。河南坠子由流行于河南和皖北的曲艺道情、莺歌柳、三弦书等结合形成,约有100多年历史。流行河南及邻近各省。演唱者一人,左手打檀木或枣木简板,边打边唱。也有二人对唱的,一人打简板,一人打单钹或书鼓。还有少数是自拉自唱的。唱词基本为七字句。伴奏者拉坠琴,有的并踩打脚梆子。初期大多唱短篇,继而有演唱长篇。徽剧旧名徽调或二黄调,流行于安徽、江苏等地,相传系徽州腔和青阳腔于明末清初与乱弹、吹腔交流融合而成。在成长过程中并受昆腔的一定影响。主要腔调为吹腔、高拨子和二黄,也唱西皮、高腔、昆腔,对许多剧种起了深远的影响。庐剧原名“倒七戏”,流行于安徽,以大别山和淮河沿岸的民间歌舞为基础发展而成,约有200年历史。唱腔有“主调”和“花腔”两类。过去剧目分花腔小戏、折戏、本戏三类。 

  演戏的场所这时已有普遍戏楼了。安徽亳州城北大关帝庙内的戏楼亦系门内倒坐,面北,因其雕刻、彩绘夺目,故称花戏楼,建于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乾隆年间雕镂藻饰,后复经多次加工装饰。楼为木结构歇山顶建筑,面阔三间,舞台前突,平面呈品字形。两旁相对排列六间,二层观戏廊。 

  三、文学与史学 

  明清两代的文学已有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了不少的文学家和文学名著。如明代弘治以来的文学复古运动,以“前后七子”为著名。其中黄河流域则有:李梦阳,庆阳(今甘肃庆阳)人,著有《空同集》。何景明,信阳(今河南信阳)人,著有《大复集》。李攀龙,历城(今山东济南)人,著有《沧溟集》。谢榛,今山东临清人,著有《四溟集》、《四溟诗话》。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有:吴承恩,江苏淮安人。著有《西游记》。罗贯中,山西太原人。著有《三国演义》。施耐庵,原籍苏州,后迁江苏淮安。著有《水浒传》。 

  清代文学家著名的有蒲松龄,山东淄川(今属淄博市)人。曾以数十年间,写成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有孔尚任,兖州曲阜(今山东曲阜)人,名著有《桃花扇》,其他著作有《湖海集》、《石门集》、《长留集》等。此外,宋琬,山东莱阳人,王士祯,山东新城(今山东桓台)人,都是著名的诗人。 

  明清两代黄河流域史学家富有成就的有:明成祖命解缙等人编纂的《永乐大典》,始于永乐元年(1403年),成于永乐六年。辑成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全书按韵目分列单字,按单字依次辑入与此字相联系的各项文史记载。《永乐大典》比较完整地保存了较多的古人文献,尤其是佚文秘典,世无传本,成为后人辑录古佚书的重要源泉。如《四库全书》就采收了几百种,其中有《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现在所见的《宋会要》500卷,也是从中辑出的。清初史学家马骕,山东邹平人。一生研究先秦历史,有“马三代”之称。先后编次史料,著成《绎史》、《左传事纬》二书。吴广成撰著的《西夏书事》42卷。道光五年(1825年)成书。用编年体,叙述西夏(10381227)及其建立政权至亡国以后300余年大事。作者搜集了唐、宋、辽、金诸史、文集以及野史中有关资料,排比参证,西夏史事,已具梗概。 

  四、哲学 

  明清,黄河流域的哲学思想形成多派。明代理学家曹端,渑池(今属河南)人。学宗朱熹。提出“理驭气”说,从维护儒学正统出发,反对佛、老,认为“佛氏以空为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虚为道,非率性之道”(《明史》本传)。著有《四书详说》、《儒宗统谱》等。明清之际思想家傅山,山西阳曲人。博通经史诸子和佛道之学。在哲学上自言:“老夫学老庄者也,于世间诸仁义事实薄道之,即强言之,亦不能工”(《霜红龛集》卷十七)。其用佛学解释《庄子》,用训诂诠注《墨子》和《公孙龙子》等,有新义阐发。目的在把诸子和六经列于平等地位,提倡“经子不分”,打破儒家正统之见,实开清代子学研究的先河。他反对宋明人注释经的态度和方法,“只在注脚中讨分晓,此之谓钻古纸,此之谓蠹鱼”。并指摘道家为“奴儒”,为“风痺死尸”。著作有《霜红龛集》。明清之际的哲学家李颐,陕西鳌屋(今周至)人,家贫借书苦学,遍读经史诸子以及释道书。尝主讲关中书院。时与孙奇逢、顾炎武、黄宗羲并称四大儒。为学主兼采朱(熹)陆(九渊)两派,认为“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实,极便初学”;“陆之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者中最为人敬切”(《二曲集》卷四),主张各取所长。他重视实学,提倡“明体适用”。曾同顾炎武反复辩论“体用”问题,提出“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的见解。把“格物致知”的“物”扩充到“礼乐兵刑、赋役屯田”以至“泰西水法”等实用学问。力主自由讲学,与清廷钳制思想政策对立。著作有《四书反身录》、《二曲集》等。清代理学家尹会一,博野人,雍正进士,乾隆初任河南巡抚。提倡理学,增订《洛学篇》,命州县立社学。著有《健余先生文集》、《抚豫条教》等。